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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铁摩尔（Eleanor H. Lattimore）：《远东的工会》，第16页；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海伦·斯诺（Helem Foster）的笔名〕：《中国劳工运动》，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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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尼姆·威尔斯：《中国劳工运动》，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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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城市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成员和农村的游击队员之间建立联系后，彼此之间开始有来有往。上海工人与新四军和苏南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类似的，据说香港和北平的工人加入了附近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见下一节关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内容。又见《大革命以来……》第31—32页和尼姆·威尔斯《中国劳工运动》第8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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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海《大公报》，1946年1月26日；上海《中美日报》和上海《申报》，194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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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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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第13页；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26日。上海的工人是最不服管束的，它的独立程度似乎直接随着它的规模变化而变化。1948年4月，国家经济调查委员会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显示，上海有7738家工厂，占中国总数的55%。天津有1211家工厂（8.6%），台湾985家（7%），南京888家（6.3%）。该调查显示上海有367433名产业工人，全国总数为682399名（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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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钟洛：《在斗争里壮大：记二十五年来的中共上海电力公司支部》，《解放日报》，1951年6月30日（收入刘长胜等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第30—34页）；上海《文汇报》，1946年2月5日和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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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海《侨声报》，1946年5月31日；上海《申报》，194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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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重庆中央通讯社，1946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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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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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上海《东南日报》，1947年3月17日。之前只在县市一级设立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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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海《立报》，1947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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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海《时代日报》，194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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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上海《新民晚报》，194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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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二战”期间，一些美国协会因为这些理由拒绝通过美国联合援华会给中国总工会提供捐赠（拉铁摩尔：《远东的工会》，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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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中国劳工状况》，第9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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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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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国工人联合会关于中国政治局势和工人运动的紧急呼吁和最低要求》，见爱泼斯坦：《中国劳工状况》，第104—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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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朱原来的师傅——杜月笙在同样的时间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到了1946年末，杜的权势有所衰减，也许部分是因为他无法控制上海工人。但是，虽然有人猜测两人命运都走下坡路，这中间有直接的关系，却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想法。杜马上又回到了上海。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2月28日，第3页；汪一驹：《杜月笙政治生涯初稿》，第449—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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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上海《大公报》，1947年3月18日、3月19日；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792—1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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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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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陈庆楣：《英勇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大隆机器厂中共党支部》，载于《工人日报》，1951年6月27日。（收入刘长生等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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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大革命以来……》，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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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948年，一位上海工厂厂长表示，政府对他厂里的工会没什么影响力。一位报纸编辑更笼统地称，没有人能真正控制上海工会（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页）。一则关于劳工的特别报道也持同样的观点，该报道刊于《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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