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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同上；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9月14日；上海《新路》，194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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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上海《金融日报》，194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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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上海《新闻报》，194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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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上海《大公报》，194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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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上海《新闻天地》，1948年10月16日，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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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刘涤源：《论物价的局部管制》，载于《观察》，1948年10月2日，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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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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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上海《大公报》和《商报》，1948年10月6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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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上海《商报》，194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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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上海《新民晚报》，194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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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上海《新闻天地》，1948年10月16日，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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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上海《大公报》，194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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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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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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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同上，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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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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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上海《大公报》和《中华时报》，194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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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金圆券下的牺牲者》，《时代批评》，1948年11月15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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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244页。到1946年中期，一位昆明教授估计他的同事的真正收入比1937年的水平减少了98%。见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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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此时，中国大约有180所高等学府，其中有122所是国立学校，有大约1万名教师。国立（省立）中学也为数众多。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上海，《中美日报》，194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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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季崇威：《上海劳工漫记》，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2月20日（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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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上海《中美日报》，194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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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5月28日；天津《大公报》，194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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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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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10日。在1947年底，鲍大可发现上海大学教授的工资和拉黄包车的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差不多，一些机构付给专业人员工资和付给体力工人的工资差不多（《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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