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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杀了学生还不算，还要把红帽子满天飞，遍地都变成“奸匪”，到处抓人，到处打人。对于一向侈谈的新闻自由，尤其摧残无遗。一下子封闭三家报馆，到处抓记者，还要逼着承认是共产党；天津甚至还要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谁没有理性？究竟是谁无法无天？用“理性”“法律”作幌子，而大做其反理性违宪法的事情，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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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真想说，”《大公报》以社论的形式质问，“这些人全部是阴谋图反的共产党分子？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他们是否真有必要？逮捕通讯员，杀害学生，制造恐怖气氛，这真的是聪明的办法吗？”[26]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授葛思恩将一个与美国报业自由权有关的流行概念奉为典范——不管其他人的观点如何，我们应该誓死保卫他们的表达权。“压制公众意见和阻止新闻界说真话的政府”，他警告道，“是生存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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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政府的批评者销声匿迹的一系列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暗杀闻一多。闻一多是昆明西南联大的著名中国文学教授。像他的同事一样，他勇于要求改革。1946年7月15日，他从民盟记者招待会回家时，在教师宿舍前被枪杀。四天前，李公朴也遭不测。李公朴同样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民盟成员。李在自己昆明住处附近的一条街道上被刺身亡，当时他正与妻子从剧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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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在昆明的学术界中带来了一波恐惧。大约有12位教授逃到美国领事馆避难。事情最后变得如此尴尬，以至于中央政府派兵护送他们出昆明城。梁漱溟和周新民代表民盟做了大量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暗杀要么是云南警备司令部总部策划和实施的，要么就是总部对此全然知情，并开了绿灯。梁和周声称，也许是中级或低级官员执行了暗杀，包括广泛的初步调查和之后的遮盖工作，而他们的高级长官起了煽动的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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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忘不了昆明的谋杀案。这两起谋杀案后来被经常引用，来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下产生的压抑的大气候。几乎是该事件发生两年后，1948年4月，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发出对“三名教授”的公开警告，指控他们被中国共产党利用煽动学生。大家都知道“三名教授”指的是许德珩、樊弘、袁翰青。这三位教授上个月在北大的一次学生聚会上发言。90位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和北师大的教授立刻发表了致吴主任的公开抗议信，在信中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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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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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同样引发了储安平的带有个人风格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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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它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它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它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它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没有兴趣……人民没有饭吃，它管吗？它不管。人民没有衣穿，它管吗？它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它管吗？它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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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他提出了警告：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北平高层煽动第二起闻一多事件，政府将马上看到混乱爆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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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事件和对三名北平教授的警告当然是更广义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更广义问题指的是国民党总习惯将政治注入教育。与演讲、集会和出版自由受宪法保障不同，宪法甚至没有对政治干涉教育的防范措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不止一次下决心在这一方面进行改革，但是决心从来没有被贯彻。国民党和政府不断地干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自由主义思想中，政府在学校系统内的干预应该维持在绝对极小值水平；学校内决不允许党徒进行政治运动。自由主义者不反对学生自己的独立政治活动。相反地，这些活动被支持和鼓励。以下情况才将受到反对：国民党试图培养自己的活动分子在学生中工作，试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募成员；政府对所教内容的干涉；恐吓及压制学术界内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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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涉成了教育系统的一部分，[30]而教育系统是如此依赖国家的支持。教育部对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施了严密管制，这些管制涉及从学生团体的规章制度到国立大学行政管理上的任免等各方面。这使得教育部和大学在学术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执。[31]考虑到如此多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教育部的干涉还不可避免地使得学术争端与政治争端紧紧纠缠在一起。[32]抗日战争期间，“CC系”的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曾加大力度进行这样的干涉。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侵入”包括：由政府编写课文的政府批准版中国历史，以及宣扬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公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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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承认自己是一个忙人，从来没有闲工夫查看他子女的课本。1947年初他看到这些课本时，他才发现他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同事们的批评完全切中要害。他表达了自己在尴尬处境中的惊讶和沮丧。这位父亲攻击秦始皇的统治——他写道，而孩子们却被教育要歌颂这个暴君。父亲将太平天国运动写成是中国现代化的序幕，而孩子却被教育轻蔑地对待这次起义。父亲疾呼让国民党从学校撤出并结束国家的落后传统，而孩子们却在攻读除了国民党教条和对旧道德的赞美之外别无他物的课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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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末，为了回应学校领导抱怨当局命令学生参加国民党活动，教育部发出声明，该声明典型地反映了政府对这类的批评的反应。教育部同意如果调查证明学校领导的抱怨有正当理由，他们将“设法予以谴责”。但是教育部不愿意干涉国民党在学校内的活动这类问题，因为这是由党自己决定的事。[34]问题就停滞在这里了。时至1948年，政府和国民党反而增加了对学校的干预，徒劳地试图抑制学生的抗议活动。结果，自由派的批评变得更加尖锐，就像下面摘自《时代批评》的评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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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所有党派都知道了学校是力量的源头，于是想要控制思想，控制学校。他们想要利用学生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所以学校成了党派的大训练营……我们于是疾呼：党派滚出学校，给学校教育的自由，给教授教育的自由，给学生学习的自由，给中国新生的自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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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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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第二个主要控诉较之第一个主要控诉，以更严厉的措辞表达。自由主义信条认为政府存在不仅要“民有”和“民治”，也要“民享”。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没有什么人相信政府会去关心——更不要说用实际行动改善——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人们在攻击政府政策和工作时，免不了提及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这三个问题是：腐败、内战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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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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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法确定这三个问题哪个占据主导地位。除了接收时期的最初几个月份官僚的腐败到达了空前的程度外，似乎比起其他两个问题，腐败引起的批评相对较少。但是人们经常发现很难区分哪个问题消除了，哪个问题又开始了。在所有公共生活层面上，它们看上去是如此紧密地在因果关系上交织在一起。政治评论家很少不提到腐败问题，但是同样很少全篇幅谈它。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听到这么多关于腐败的事，对此已经麻木，忽略了它是所有无能的源头。”[36]以上言论接近了普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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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在下面的文字中总结了他自己的感受，他写道：国民党政权最大的罪行也许就是它“缺少德行”，这反过来造成全社会的道德败坏。在这样的政府下，他写道，那些不道德和不守法的人日子过得滋润得多。作为结果，大多数人转向了投机，变得不可靠，并且拒绝担当起任何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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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报道和评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出现的是一个充满腐败的官僚机构形象——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家族的私人利益任意曲解正式的法律和程序——从中央政府官员到最低的保甲长莫不如此。[38]本质上，金钱和偏袒润滑了国民党政治系统的车轮，令其运行，却也注定降低了它的运行效率。腐败的代价是使得自由分子疏远。大多数人不能或不愿在腐败游戏中争得上游，从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法定利益受到损害——好处全被肯花钱打通关节的人占去了。腐败使得官僚机构失去信心和希望，并减弱了它的行政效能。腐败也使得战士的士气颓靡。腐败还让国民党将珍贵的政治资本拱手相让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像我们在下面看到的，在保持他们自己的清誉上下了很多工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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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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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有人深受其害，自由主义作家特别关注了公务员渎职的后果，这与他们的人文关怀是相符的。在公务员渎职的案例中，最触目的报道几乎都出自农村地区。但是唯有在农村，农村的贫穷，政府农村政策的不力，以及内战所制造出来的新一层的困苦——唯有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官员腐败的后果才得以完全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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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观察》驻江西南昌的通讯员写的一篇文章集中报道了该省在20世纪各种灾难造成的损失。这些灾难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北伐，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围剿、洪水、干旱以及日本侵略。他估计1947年的人口比1900年左右减少了40%。在有的地区，耕地只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70%。但是田租和政府征收的苛捐杂税却没有削减，既不考虑劳动力的减少也不考虑耕地的减少。但是不管江西条件如何恶劣，这些恶劣的条件并不能解释那里的极度贫困。他认为江西的赤贫要特别归咎于腐败的官员，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地的“吸血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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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每一个调查农村情况的自由主义作家的笔下都铺开了相似的画面。为双重罪恶——腐败和战争所加剧的农民的贫穷，很明显是最主要的关注集中点。土地所有制问题不像农民的贫穷问题一样引来这些作家激烈的抨击。这种侧重不但显示了作家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眼下政治的当务之急，也显示了农村的实际情况。但是不管情况怎么样，“吸血鬼”是一个普遍的绰号，主要被用来称呼乡、镇、保和甲的官员，这些官员组成了行政部门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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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员具体负责高一级政治和军队领导所指派的税的征收和人力、财力、粮食和物资的征用。其中有中央政府税收系统所征收的税款，有附近的驻扎军队的必需品供给，有县政府所需物资，还有村里民兵队伍的经费——笔者只列举了几个最普遍的方面。然而使得苛捐杂税真正成为沉重负担的，是每次征收的时候比规定的数额多收一些的习俗。这导致了从农民处收集的与政府事实上收到的物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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