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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时国家大多数其他地区相比，晋南的行政单位有些不同。基层单位是邻和闾。邻由5户家庭组成。5个邻或25户家庭组成一个闾，几个闾构成居村。上一级是治村，也叫编村。在这一级官员包括编村长，他的4个助理，1个秘书，1个书记，1个政卫团长，1个纪检特派员，1个村连长，12个左右的村警，一些跑腿的和报信的。这些人被一个通讯记者称为吃村民肉喝村民血的“狼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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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这些村干部据说征收了三次土地税；征用稻谷、棉花和棉布各一次；三次为“村贷款”收费。官员登门时村民还要提供给官员一切个人所需的东西，或是官员认为他们能弄到手的东西。最近，这些东西包括鞋、绑腿、衣服、柴火、稻草、米、面粉、油、盐、酱油和醋。另外，当官员为他们提供服务时，村民还必须付给官员约定俗成的“小费”。在其他苛捐杂税不那么沉重的年份，村民似乎容忍这样的“小费”，但在1946年它们变得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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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讯记者自己家的村庄，共有8人在近期内曾任编村长一职。任期之前他们都很穷苦，但是离职后，以当地标准看，他们都成了富人。“为什么要到外面做事呢？”通讯记者的父亲规劝自己的儿子，“想办法当上当地政府办公室的送信员就够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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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通讯记者写了虞乡县的一起事件，那里自耕农一起参与了一场对横征暴敛的新式抗议。他们决定将他们的土地移交给县政府管理。但是因为当地官员将这种形式看作是叛乱，这一计划流产了，前来提议移交土地的农民代表中领头的几个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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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中是又一个到处景象荒凉的地区，但当地官员还能够找到办法剥削农民以渔利。农民们回到被日军蹂躏过的村庄和田地，他们缺少钱来重建他们的房屋或购买牲畜、工具和种子。春耕时分已经到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办事处承诺的救济却迟迟没有兑现。县和村的官吏们设法垄断了由中国农民银行汉口分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农民经过计算，他们的收入无法补偿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和当地高利贷者开出的高昂利率，于是他们在1946年春任凭土地撂荒也不耕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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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民无一例外在相似的困境中挣扎：收成好的时候，粮商可以利用形势拼命压价；收成坏的时候，农民无法用秋收的收入填补春种的开支，他们只能求当地高利贷者发慈悲。[47]这个问题对中国农民来说由来已久，并不为20世纪所独有。国民党政府的错误在于它没有使这个问题得到改善。政府既没有对粮食市场系统做任何基本改革，也从来不执行反高利贷法案，事到临头政府至多发放救济基金和紧急贷款。但是即使是这些，似乎都很难，至少不是原封不动地到达最需要它们的农民手中。这样的条款经常被负责执行的官员篡改得面目全非。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1946年湖南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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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湖南的很多地方都报告了饥荒，湘中和湘南灾情最为严重。湘中和湘南地区前一年遭受了干旱，但干旱只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1944年和1945年日军的征粮；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队的征粮；在日本投降日之后湖北省粮食短缺推高了粮食价格，湖北的买家向湖南购粮；强迫出售160万担大米作为军用；战后当地机关扩大规模，需要当地经济资助。但是人们还有其他的冤情：军队从农民那里征收军粮，却拒绝照价付款。在湖南省境内行军的部队购买粮食不仅为了自用，而且还供在别的地方出售，这样一来，使得湖南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还占用了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交通工具本来已经被第二章所描述的湖南汽车接收丑闻所扰乱。最后，从日本投降以来就变得明显的湖南粮食短缺问题，被忙于各种接收事务的国民党官员所忽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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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撤销了从湖南新征收200万担大米的命令，另外警方努力阻止军队未经批准运送食物，这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怨声。然而这些举动的积极效应不久就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新闻——救济方案中出现腐败——所抵消。救济物资包括从江西运来的应急大米，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的贷款以及美国分发的免费面粉和衣物。负责分发面粉的官员经常将面粉转卖。在祁阳，他们将面粉卖给餐馆和面粉店。在醴陵县，一位救济工人在公开市场上卖掉了70袋面粉。在衡山，保甲长囤积了大量的面粉。在永安自治市，保甲长对人们应得的配额收取每斤50法币的费用。甚至有这样的案例：官员用中国面粉将美国救济面粉调包，后者的出售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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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应急贷款，负责人似乎更青睐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官员还向一般百姓收取高昂的利率而不顾禁止私自调高利率的法令。在衡阳，当地政府收到3000万法币的建筑贷款，这其中有1000万给了承包商，2000万失踪了。救济物资并没有用来帮助穷人，而是被富人、有影响的人、乡干部和保长垄断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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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1946年，以上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贪污被《观察》甘肃兰州的通讯记者形诸笔端。甘肃省很多地区在前一年遭受了旱灾。官员们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宣称需要一定数额的救济基金（而实际并不需要这么多金额），并将该基金高利率贷给农民。以上案例发生在陇西县和渭源县。另一起事件涉及敲诈公共建设工程的劳动者。劳动者从临近的几个乡征来，修缮一段公路，以三天为一个单位轮班。说好每人工钱为法币3000元。等到发钱的时候，一名县干部对劳动者们说，他们能领取3000元，而当地国民党委员会成员和县政府的各部门的领导却拿不到一分钱。于是他要求每个人缴还1000元给党和政府官员，结果每个人都照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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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渭县，县政府领导取出1000万法币的公共贷款，携款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部分这样的潜逃官员住在兰州，这一度是众所周知的，却没有人去调查。偶尔，一些村民集合在一起，进城想跟犯事者清算，但是总会有一个特殊的委员会紧急成立以维护官员们。当地老百姓于是知道了老话“官官相护”所言非虚，知道了所谓的民意无足轻重。他们还懂得了为什么县长的工资这么微薄却还有这么多人要费力成为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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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甘肃的农民至少有一次让官员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虽然最后没有改变什么。他们的抗议发生在1943年。一开始，这被认为是一场匪乱，但是不久，政府不得不承认是一场民变。它开始于三个县——临洮、康乐、洮沙，随后扩展到榆中、定西、渭源和会宁。混乱变得如此严重，连兰州也岌岌可危。据说反叛者的行动和口号（其中一条是“反抗饥饿的自由”）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杀死保长、甲长和乡长，然后转而攻击县长、其他官员和到该地开采资源的外地人。但是叛乱最终被镇压，接下去的是一贯的处决和惩罚。除了杀掉了几个官员，一切又变得和以往一样了。一些官员甚至在叛乱中又捞了一把。当地老百姓害怕自己被牵涉到叛乱中，为了不被指控，对上头又不免打点一番。[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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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农民叛乱的故事也发生在1946年上半年的浙北。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活跃在这一区域。反叛的农民将矛头指向串通日军的乡、保和甲官吏，他们这回采取的行为模式与共产党在一些区域采用的做法相似。然而，叛乱依旧带有传统农民起义所有的特点，所以看上去似乎是老百姓被逼到承受极限之外的自发反应。[51]根本问题是农村的贫困在那一年恶化：许多村庄都接近饥荒状态；为了供养返回执政的国民党，对大米、食物、钱和劳动力的征收也变本加厉起来。农民们抱怨：中国政府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和日军占领时他们所承受的负担没什么差别。[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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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几千男人、妇女和小孩赴浙江省的省会杭州请愿要求救济。这些人来自附近的地区（包括崇德、桐乡、桐庐、富阳、诸暨、绍兴和萧山）。省政府对此无动于衷。突然，1946年1月，崇德、桐乡、德清、吴兴爆发暴乱，波及20个乡和镇。3月，嘉兴县和新登县发生相似的事件。暴乱在整个4月一个乡一个乡地扩散开去。在每个地方，暴乱在白热化以后自动平息或被镇压。在风波平定前，乡长、保长和甲长领教了农民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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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员成为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不仅仅因为他们串通日本人，甚至不仅仅因为他们负责稻谷和其他税项的征集，而是因为除了这两点以外，他们的“残酷和腐败”有增无减。即使考虑到说故事时免不了的加油添醋，当地人民讲述的关于那些“无慈悲心的”人渣的故事，也不会完全是杜撰的。据一个故事说，保长宁愿看一名穷困的农民自杀——后者真的自杀了——也不愿意减轻对他征收的税赋。大量的款项（有的时候在枪口威胁下）被征收上来，却从来不做会计结算。农民们可以看到，向政府上缴的每担米，乡长和保长都要雁过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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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的人们总少不了对那些胆大妄为的家伙进行一顿痛打。县长和地区头领总是和乡、保的官吏一个鼻孔出气。赴杭州的请愿者队伍中包含了妇女和小孩不是偶然。男人们很不愿意离开当地的家，他们说害怕村干部会报复。所以在省政府请愿无功而返后，浙北农民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痛打他们的压迫者，放火烧他们的房子，砸烂他们的家什。当地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就像在1943年的甘肃一样，如果能毫发无伤地逃出真是一种幸运。很多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杀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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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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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作家普遍认为先有经济后有道德，所以腐败是由贫困决定的。但是贫困与它造成的不安全感一样，是一种相对的状态。没有人会想要绞尽脑汁计算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放之四海皆“够”的数目。怀疑者不可避免地要指出：最腐败的人也是最富的人。[54]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用经济决定论将国民党的问题加以合理化为共产党所哂笑，他们是应该笑，因为他们控制领域之穷困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他们干部廉洁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尽管自由派作家自己公开宣称信奉社会主义的理想，然而他们似乎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在分析腐败的时候将它看作是一个系统的必然产物。在这个系统中，个人安全主要取决于他攫取和占有的财富——就像国民党中国和帝制时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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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自由派作家并不倾向于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将国民党描述成一个官僚机构的继承者——这个机构在结构和风气上都包含着与生俱来的弱点——而不是这个机构的始作俑者，国民党背负的责任将会轻一些。腐败这一现象由来已久，传统腐败问题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系统又惊人地相似，所以以上结论是恰如其分的。在20世纪40年代，就像是19世纪（举个例子）一样，当地官员的薪水少得不合情理。同样的，对11世纪中国官员的最普遍的批评是他们的贪赃枉法，特别是在低级官员中——这是一个“很大程度可以归咎为薪水过少”的现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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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糊口都成问题的俸禄”，萧公权教授还找出了其他的19世纪中国官僚制度固有的制度特征，这些制度特征增加了贪污的机会和动机。它们包括：给上级送礼的风俗，卖官鬻爵的行为，县长缺少岗位实务方面的训练，等等。最后的一点，以及任期的短暂性，使得对他来说有必要依靠“一群群肆无忌惮的手下”。[56]当地机关中有的是这样的手下。这些制度特征也在20世纪40年代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虽然在这两个时期中，制度特征存在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官员的反应却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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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形成的风俗已很稳固，只要不太“离谱”，似乎都被普遍宽恕着。怎样算是离谱的概念当然因时因地而异。根据一般人的看法，问题离谱得不像话是在内乱或一个朝代气数已尽的时候。中国的朝代走向穷途末路时，按惯例有以下标志：财政越来越不稳定，行政无能，军事软弱。这些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全部出现，它们助长了官员的腐败，日益增长的腐败又反过来激化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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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国继续沿用“在限度内容忍”的态度。[57]但是却很少有人批驳认为“贪污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的传统本身。自由主义批评者也会承认人性如此，以至于贪污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破除，一旦确立就很容易失控。即使这样，也鲜有对该传统的指责。比如，两位社会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写道：他们认识到了农村地区仍保留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做官就能发财”，现实加强了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将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封闭的乡村经济的产物。于是，他们在结尾的时候恳求发展农村工业，为寻求安全和财富的有志向的年轻人提供其他出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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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药味更足的内战大气候中，这样的恳求转化成了谴责。批评家不愿意浪费时间通过分析将问题合理化。腐败已经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在谁创造了腐败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他们认定国民党直接负有责任。这些谴责中，有一篇论述颇具思想性，它将经济论证与仅次于腐败的对行政机关的抱怨声激增的现象相结合；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普遍情况作了比较。他回忆到，在早些的时候，腐败和无能不常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不是说1931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就没有腐败的案例了，”他写道，“而是谁会想到将之称为一个腐败的政府？……谁会否认它的行动和功绩？”同样的政府依然在掌权，同样的人占据着要位，但是比起十年前，他们似乎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也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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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者谴责了因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内战造成的贫穷。接着发生的通货膨胀使得公务员的薪水锐减，无法与战前水平相比。他们的财产就这样缩水，他们的工资不够养活全家，他们很自然地借助于贪污和腐败，贪污和腐败于是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只要条件适合，贪污和腐败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延续和发展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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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者谴责了官僚化的现象。他写道：官员的作为越小，他们就变得越怯懦，越想占住位置不放。最高官员们不仅长了岁数，还变成了官僚。他们听任中央、省、市和县一级的政府机构扩张。在所有地方，机关和行政单位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多。机构越多，里面领导的声音就越不统一，人员承担的责任就越小。光是机构扩张还不够，还有许多新机构相继建立：新的考试系统、人事系统、会计系统、审计系统、统计系统、财政系统。除了老系统不停地修订规章制度外，每一个新系统都有一套新的法律法规。所以无怪乎普通老百姓会感到困惑，衙门的权力对他们似乎更有威胁了。老百姓越感到受到威胁，腐败官员自肥的机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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