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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形成的风俗已很稳固，只要不太“离谱”，似乎都被普遍宽恕着。怎样算是离谱的概念当然因时因地而异。根据一般人的看法，问题离谱得不像话是在内乱或一个朝代气数已尽的时候。中国的朝代走向穷途末路时，按惯例有以下标志：财政越来越不稳定，行政无能，军事软弱。这些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全部出现，它们助长了官员的腐败，日益增长的腐败又反过来激化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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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国继续沿用“在限度内容忍”的态度。[57]但是却很少有人批驳认为“贪污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的传统本身。自由主义批评者也会承认人性如此，以至于贪污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破除，一旦确立就很容易失控。即使这样，也鲜有对该传统的指责。比如，两位社会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写道：他们认识到了农村地区仍保留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做官就能发财”，现实加强了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将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封闭的乡村经济的产物。于是，他们在结尾的时候恳求发展农村工业，为寻求安全和财富的有志向的年轻人提供其他出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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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药味更足的内战大气候中，这样的恳求转化成了谴责。批评家不愿意浪费时间通过分析将问题合理化。腐败已经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在谁创造了腐败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他们认定国民党直接负有责任。这些谴责中，有一篇论述颇具思想性，它将经济论证与仅次于腐败的对行政机关的抱怨声激增的现象相结合；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普遍情况作了比较。他回忆到，在早些的时候，腐败和无能不常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不是说1931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就没有腐败的案例了，”他写道，“而是谁会想到将之称为一个腐败的政府？……谁会否认它的行动和功绩？”同样的政府依然在掌权，同样的人占据着要位，但是比起十年前，他们似乎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也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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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者谴责了因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内战造成的贫穷。接着发生的通货膨胀使得公务员的薪水锐减，无法与战前水平相比。他们的财产就这样缩水，他们的工资不够养活全家，他们很自然地借助于贪污和腐败，贪污和腐败于是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只要条件适合，贪污和腐败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延续和发展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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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者谴责了官僚化的现象。他写道：官员的作为越小，他们就变得越怯懦，越想占住位置不放。最高官员们不仅长了岁数，还变成了官僚。他们听任中央、省、市和县一级的政府机构扩张。在所有地方，机关和行政单位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多。机构越多，里面领导的声音就越不统一，人员承担的责任就越小。光是机构扩张还不够，还有许多新机构相继建立：新的考试系统、人事系统、会计系统、审计系统、统计系统、财政系统。除了老系统不停地修订规章制度外，每一个新系统都有一套新的法律法规。所以无怪乎普通老百姓会感到困惑，衙门的权力对他们似乎更有威胁了。老百姓越感到受到威胁，腐败官员自肥的机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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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环环相扣，更多的机构意味着更多的公务员。在国库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公务员越多，他们就越穷，从而创造了腐败滋生的条件。对于政治危机中的关键因素，作者总结道，政府能够而且必须负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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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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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倾向于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溃败的经济原因上。这种做法是一柄双刃剑，它没有提升人们对政府的看法，只是把政府应负责任的方面从一处转移到了另一处。对于用通货膨胀筹资政策本身，人们倒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特别加以谴责。通货膨胀也许是每个人贫困的直接原因，但是有很多因素助长了反战情绪，绝不是只有区区一个通货膨胀。人们或多或少达成共识：一旦下了决心要剿灭共产党，政府就别无选择要采取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金融政策，即使在执行过程中很小心，负面的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内战本身成为每个人关注的焦点中心，成为每个人不幸的基本原因。1947年春学生示威期间，平津地区585位教授联名公开祈求和平，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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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都发生了骚乱，有抢米风潮，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我们——以下签名的人——致力于文化与教育工作，从没有政治野心。然而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由内战而引起的怒潮和经济凋敝。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没有比这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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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楚地知道，今天所有未解决的问题都由经济危机而生，而经济危机又由无休止的内战而起，所有的罢课罢工都是这种现状必然的后果。我们通过研究深信，中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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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民党、政府以及军队当局希望挽救他们自己以及广大民众，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立即停止内战，诚意地与共产党谈判以谋求和平并建立联合政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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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在一年之后评论新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内阁（成立于1948年5月）时，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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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的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困难出在内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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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内战，是因为他们考虑分析后得到答案：为了让国民党政权按现有构成而维持统治，所需付出的价格过于高昂。这个推理基于一个在1948年中期前一直被信奉的观点：因为双方都没有打败对方的实力，内战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一篇陈述这个观点的文章写到，国民党自从1927年开始就试图消灭共产党，一直没成功过，现在也没有长进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苏北和鲁南获得胜利，甚至在1947年初占领了延安。共产党却依旧没有真正被撼动。相反，他们依靠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游击战，使对方很难消灭他们。此外，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如此严重，预示着经济崩溃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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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能轻易打败政府。这是因为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更得民心，而且经济实力较为单薄。尽管腐败和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与共产党相比，它还是被认为是强势的一方。最后，共产党无法打败国民党还因为苏联不可能像美国支持中央政府那样支持共产党，两者的支持在数额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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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争的代价，被用两种方式计算：一种是彻底扰乱城市经济的通货膨胀，一种是农村地区的愈加穷困。印钞机也许成了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政府也收地租，并以低于市场价强购粮食和以暂借的名义向农民征收粮食。这些税收以及为贴补当地政府的苛捐杂税，征兵中的腐败，纪律废弛、收入过低的军队在乡村为所欲为——造成了很多区域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上面谈论过的腐败行为才会达到如此规模。很多战时的苛捐杂税意味着官吏牟利的机会增加了，而通货膨胀增加了他们牟利的动机。结果是，一些批评者认为，战争事实上有悖于政府的初衷，因为它正在创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最后，批评者谴责了战争的直接后果：越来越军事化的政府和日渐疏远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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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这些原因，政府执意要打这一场如此昂贵的战争，却拒绝进行任何改革，使得民众认为它的决定是值得的——最有力地佐证了自由派的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是一个‘民享’的政府，相反，它为了追求自己自私的目标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可是连这个目标都无法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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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经济后果 通货膨胀对城市支领薪俸的中产阶级的掠夺——城市知识分子自己就属于这个人群——经常被城市知识分子指责，但它不是唯一的战争后果。[63]当他们列举内战加诸人民的重担时，也会提到农村。很难下结论他们自己的经济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战争的感受。我们能确定的是，他们的处境不可能让他们对战争有正面的评价。但是如果他们留下的文字是他们想法的真实反映，那么战争在农村地区的代价——和通货膨胀对城市经济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造成的大破坏一样——让他们对战争做出负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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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对农村地区的重视只有部分是出自人文关怀。这种重视也反映了对以下两者关系的务实评价：一是农村与政治领导者的关系；二是一场尚在有着80%农村人口的非工业化国家进行的战争。经济学家杨培新提供了对这个评价最清晰的陈述。1946年6月，政府决定在从10月份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对国内的大部分省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五大城市重新征收、征购粮食及征借粮食。在征购和征借的粮食总量中，60%归中央，15%归省，25%归县。另外，还有固定的对“公粮”的征收，仍归地方。1946年财政年度，征用的粮食总量，包括当地公粮被规定在69971411担，大米和大麦各占一定比例。其中3000万担交给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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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6年，粮食的供给系统彻底失灵。3000万担不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至少还需要1500万担。杨得出结论，这是南京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严重性和对手力量的结果。到了1947年3月，政府的军事发薪名单上有400多万人，每个人发放，至少在理论上，10两米一天。此外，后勤人员据估计有200万。他们和公务员的粮食所需，使得中央政府在1946年财政年度的粮食总需求量到达4500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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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政府必须再征一次粮食，并且用外汇从国外买米。作为长期后果，米价迅速上涨，政府1947年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不当处理更加剧了米价的上涨。因为军队大量集中在北方，所以那里对粮食的需求特别大。当地政府被迫用远低于市场价的官方规定价格购米——政府收购一向如此。比如，河北省粮食局按规定价格1300元法币从一家贸易公司购米每斤，而市场价高于每斤3000元法币。商家自然的反应就是抬高价格。在榆林镇，200家粮店在7月初停业，因为政府征用已经完全清空了它们的存货。在四川省，中央政府派人在1947年5月初征米，米价随即从每担12万法币飙升到每担40万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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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军队依旧没有足够的米，农民们自己也一样。据统计，在此期间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征用加起来是每个农民平均收成的30%。7月末召开会议为下一个财政年度制定粮食政策，不顾一些省长的反对，粮食税收和采购从1946—1947年的7000万担增至1947—1948年的8700万担。持反对意见的省长认为农民的负担不能再增加了，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承受的极限。确实，在一些地区，他们被迫以草根树皮为生。杨培新估计差不多有3000万人民成为失误的粮食供给系统的受害者。但是，他总结道：“不是这样的粮食政策出了问题，是内战……使得政府的粮食政策成为了灾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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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读者一个概念——对于一个普通村庄这些战时的负担意味着什么，《观察》在1948年5月发表了一封信，写信人是一个住在近上海的江苏南汇县陈桥乡的居民。乡里有15000人，耕地面积为32000亩。信里列举了14种不同的税，包括192担米作为16名军人在常规部队的军饷，10担用作他们的制服，15担用作他们的军火，126担用作乡对南汇县自卫队的捐助，还有12担用来资助乡行政机构。这些是常规的年度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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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的临时税只不过包括了22担米用作560双军靴，200担用作建造两座碉堡，20担用作乡对南汇县海防工事的捐助。525担用来支付征兵费用（在陈桥乡每个新入伍的士兵可以收到35担大米，他的家人可以收到15担大米的额外补偿），再有75担用来支付招募5名男性进入省保安部队的费用，24担用来为4名据说在战争中阵亡的当地男子家属提供抚恤金（虽然当地部队与共产党部队仅交过一次锋）；额外的30担给国家军队和当地保安部队的税，另有其他各种款项用来支付发生在征兵和国大选举中的行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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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只要国民党部队和当地保安部队在附近，乡镇就需要供给柴火、食物、大米、卷烟和其他必需品，总计达到了1250担大米。考虑到腐败因素，这个乡的老百姓一年需要交1500担米，分摊到人头是每人10斤。作者得出结论：“这个负担足以让老百姓叫苦连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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