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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1948年5月1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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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关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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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这类矛盾的一个例子是教育部曾下令让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取消国际法和发掘课程。见：上海《大公报》，1947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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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国立浙江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参见《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1948年6月12日，第16—17页。另一个例子是第三章中提到的：1947年春，教育部决定取消交通大学设置的一些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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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上海《大公报》，1947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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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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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略谈党派退出学校》，《时代批评》，1948年6月15日，第3页。提到“党派”，作者不但指国民党，也将中国共产党包括在内。同一期报纸还报道了在1948年2月寒假，沈阳大学和中学学生青年冬令营事件。沈阳依旧处在国民党控制之下，该冬令营由军队主办。不参加的人受到威胁，称将剥夺他们的学习津贴，严重的甚至被开除。学生反对强制的军队训练和政治教化。到冬令营结束的时候，超过100名不受管制的学生被逮捕。春生：《沈阳二三事》，出处同上，第35页；高超：《沈阳冬令营的风波》，《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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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杨人楩：《国民党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6页。杨是北大的一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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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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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关于这一现象最清晰和最据实以告的表述之一是周荣德编写的六个20世纪士绅家庭的片段。这些片段中普遍的腐败印象不因为文中同时提到的清官的例子而有所淡化。王主席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任职，依旧两袖清风。但是他容忍了大批县、乡和保的官员的贪赃枉法，全然不顾及大众对他们的反对情绪。赵县长由于被告腐败和办事不得力被免职。告发他的人中，其中一位起主要作用，这个人也是县里最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者之一。当地一位不腐败的官员——乡镇头目中唯一一个“敢于冒犯当权者，为老百姓说话”者——县长在接受了一笔贿赂后，应贿赂者的要求将其撤职（周荣德：《活的历史》，见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第145—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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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近几年，相当多描写政治腐败的文学出炉，有一些文章说公职人员的腐败也不一定全然是坏事。中国的经验似乎不支持这一奇特的假说。欲了解有用而分析性的正反面意见总结，见J.S.耐依《腐败和政治发展：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1期（1967年6月），第417—427页。大多数的论述，在阿诺德·海登海默编写的《政治腐败：比较分析读物》中都有记载（纽约：豪特、瑞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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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王克浪：《从数字看江西》，《观察》，1947年10月18日，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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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欲了解这个问题的典型论述，见与国民党“政学系”有联系的南京《世纪评论》，194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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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西安《西京评报》，194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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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钱孟超：《强迫征收军粮，安徽百姓最恨》，上海《申报》，194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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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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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晋南通讯员：《法外天地·人间血泪》，《观察》，1947年1月11日，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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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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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上海《东南日报》和《文汇报》，1946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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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6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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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译自上海《新闻报》评论，1946年4月15日；同见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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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兰州通讯员：《忧患重重的西北角》，《观察》，1946年12月21日，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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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欲了解对20世纪中国农民暴动的讨论，特别是反横征暴敛的暴动，见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433—453页。萧教授声称：“显然最重要、最容易引起暴动的原因是官员的横征暴敛和征税。”他写道，反横征暴敛的暴动在清朝走向衰败的19世纪下半叶最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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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根据一名吴兴县农民的账簿——1月在吴兴有暴乱，他在1945年8月到1946年8月支付的有：购买胜利债券的钱，购买存储债券的钱，以实物偿付的县的行政税，以实物偿付的乡的行政税，当地防卫部队的米和制服费，为地区行政开支缴的米，给伤兵的米，为县警察补员缴的米，征召劳力的米，借给老百姓的来复枪要求的大米抵押，购买军火费，地区行政部门人员的差旅费，接待路过县的军队所设立的临时设备费（上海《文汇报》，194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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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来自关于浙江农民暴动的长篇调查报告，作者唐戍中，见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5月1日、2日、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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