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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兰州通讯员：《忧患重重的西北角》，《观察》，1946年12月21日，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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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欲了解对20世纪中国农民暴动的讨论，特别是反横征暴敛的暴动，见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433—453页。萧教授声称：“显然最重要、最容易引起暴动的原因是官员的横征暴敛和征税。”他写道，反横征暴敛的暴动在清朝走向衰败的19世纪下半叶最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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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根据一名吴兴县农民的账簿——1月在吴兴有暴乱，他在1945年8月到1946年8月支付的有：购买胜利债券的钱，购买存储债券的钱，以实物偿付的县的行政税，以实物偿付的乡的行政税，当地防卫部队的米和制服费，为地区行政开支缴的米，给伤兵的米，为县警察补员缴的米，征召劳力的米，借给老百姓的来复枪要求的大米抵押，购买军火费，地区行政部门人员的差旅费，接待路过县的军队所设立的临时设备费（上海《文汇报》，194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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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来自关于浙江农民暴动的长篇调查报告，作者唐戍中，见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5月1日、2日、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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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傅统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将问题归于社会环境，认为解决方法在于教育。见《以教育救中国》，《观察》，194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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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柯睿格（E. A. Kracke，Jr）：《宋朝初年中国的文官制（960—1067）》，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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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萧公权：《中国乡村》，第414—415页；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4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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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杨懋春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省的某村庄，只要佣金数额不是太多，没有人抱怨村干部为提供的服务索取“佣金”。在评论农村建设费用时，杨写道：“庄长和他的首席助理征收村庄应缴的税，同时获得他们自己的佣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在一定限度内，村民会忍受下来，但是在剥削不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被迫采取行动。”（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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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费孝通、张之毅：《乡土中国：对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第277—279、306—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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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浩然：《论政治上的新病态》，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14期（《观察》转载，1948年4月10日，第18—19页）。谈到官僚化的问题，人们特别要求废除冗繁的当地行政结构，要求有效率的征税系统。一名作家提议税和征用物资直接上缴给县政府，跳过乡、镇、保官员。（西安《西京评报》，1945年8月31日）河北滦县政府秘书孙凤鸣（音），主张相同的解决方法，声称每年直接交给县库每亩10斤小米足够支付县里的所有税收和费用。但是他承认这样的改革说比做容易，当地官员会竭力阻止它的实施，因为改革意图消减他们的利益（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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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这份声明由144名来自清华、141位来自燕京、105位来自北大、77位来自北洋、17位来自中发、6名来自美术学院、6名来自教师培训学院的教职员工签署（上海《大公报》，194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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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储安平：《评翁文灏内阁》，《观察》，1948年6月5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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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器重：《国共应该携手合作》，《时代批评》，1947年8月1日，第23—25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年4月5日，第4页；杨人楩：《论内战》，《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5页。很多人也许赞同吴世昌所持的观点：如果共产党军队真的能在几个月内被剿灭，每个人都能忍受困苦，支持为战争做的努力。在他看来，“如果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国家统一了，重建工作开始了，征兵、征粮、各种名目繁多的税目的征收结束了，如果自由和民主触手可及了”，那么大多数人民就不会反对战争。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不可能实现（吴世昌：《论和平问题》，《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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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这些掠夺在第四章“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负担”一节中有论及。同样见第三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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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杨培新：《经济总动员下的加紧征粮》，《时代批评》，1947年9月1日，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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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这封信署名“朱树锦”，1948年5月26日（《观察》，1948年6月5日，第2页）。另一封相似的而略微简略的信来自青岛附近即墨县第五区的一位居民（《观察》，1948年5月8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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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想要了解更多的例子，参见此处。一名《大公报》通讯员列举了除平常的税目外，河北东部滦县的老百姓应缴的强制税目：（1）给每个地方民兵部队长官每月200斤小米，每个地方民兵部队成员每月150斤小米；（2）铁路守卫的每天食物津贴；（3）维修和修筑铁路防御工事的材料和人力；（4）军民合作所代表政府军队征收的稻草、饲料、车辆等等；（5）为当地防御部队购买和补充的武器和军火，以及当地防御工事的维修和修筑；（6）依附于一些县警察局的特别部队，它们的薪水支出和购买武器和军火的支出；（7）通常以实物偿付的所有乡和保管理的薪水支出；（8）给所有月工资固定的警察和公务员特殊的补贴支出：每人每月150—200斤小米，帮助他们在通货膨胀的重负下维持生活。（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1日）有关日军投降前的类似的税赋单子，见：《一些非法勒索的实证》，西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30日。这篇文章写的是西安附近的三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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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页。伍此时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高超哀叹战争对中国东北工业、采矿、粮食生产的破坏，见《泪眼看东北》，《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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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兰州通讯员，第14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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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杭州通讯员：《浙江的征丁征税》，《观察》，1946年11月16日，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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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北平通讯员：《北平的征兵戏》，《观察》，1946年11月9日，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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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这七封信出现在《观察》1948年2月28日、3月13日、4月24日、5月8日和22日的“读者来信”版块。沈阳报纸对征兵失败的报道收录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44页。1946年和1947年征兵命令执行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以及对它的反抗，被上海新闻界在1946年最后3个月和1947年8月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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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想要了解一些美国的观点，见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以及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和贾安娜（Jacoby Annalee）《中国暴风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特别关注了伤员的处理，是从正面和负面两方面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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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西安《青年日报》，1945年6月11日；重庆《新民报》和《新华日报》，1945年7月11日；重庆《时事新报》和《中央日报》，1945年7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7月19日；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7月22日；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8月24日。活埋的故事经常被反复提到。欲了解目击者在1945年讲给罗伯特·佩恩听的叙述，见他的《觉醒的中国》，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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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比如梁实秋：《沈阳观感》，载于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9期，（《观察》转载于1948年3月6日，第19页）；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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