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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潘子明：《松花江畔的阴阳界》，《观察》，1947年7月26日，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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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长春通讯员（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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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时代日报》，1946年6月24日；上海《文汇报》、《大公报》，1946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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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潘子明（参见此处）。一则沈阳的新闻报道了1946年夏天该市的5000名难民学生。这些学生中的2000名要求不用参加规定的考试，秋季录取入学。学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部分是因为据说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出售考试试题。见：天津《民国日报》，1946年8月16日。沈阳的10万难民在一份美国大使在1947年11月26日的报告中有提及（《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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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德克·博迪：《北京日记》，第31—33、65—68、74—77、100—103页。然而不是所有的在北平的学生难民处境都这么悲惨。博迪提到1948年11月，超过2000名学生从保定撤出，被安排住在北平市郊的寺庙里。他们由老师陪伴，老师给他们上课，鼓舞士气和维持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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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梅尔比：《天命》，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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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其中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周鲸文。周鲸文自己就来自东北，他认为该事件是国民党政府给予东北人民众多伤害的其中之一（周鲸文：《为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控诉南京政府》，《时代批评》，1948年7月15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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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来自栖霞山的信，1948年4月16日（《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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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由国民党控制的东北城市中，所有报纸都被政府、国民党或军队控制或监管。所以随着战事的进行，公众几乎无法得到独立的信息来源。但是依旧有一些作家和记者试图调查和报道东北局势的进展。文中的概述基于对以下选文的比较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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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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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阳通讯员，1946年11月9日，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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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阳通讯员，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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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春通讯员（见注81），1947年3月1日，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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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永佶，1947年7月12日，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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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子明，1947年7月26日，第19—20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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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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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实秋，1948年3月6日，第19页（《世纪评论》，第3卷第9期，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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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观察通讯员，1948年3月13日，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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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阳通讯员，1948年3月20日，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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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邦楷，1948年3月27日，第16页（引自《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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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超，1948年4月3日，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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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沈阳通讯员，1948年4月10日，第12页（参见此处）；《时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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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汗奇，1947年8月16日，第2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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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春生，1948年6月15日，第35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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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鲸文，1948年7月15日，第1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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