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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黎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接下来，黎谈到了发动农民的具体步骤。第一步是教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和群众运动方法的精神和含义。第二步，将他们派遣到各个村子开展工作，对农民的生活条件进行调查，特别是调查那些最贫穷和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初步调查之后，干部开始教育和组织村民。这种教育为创建农民协会、雇工协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其他组织奠定了基础。干部会告诉农民，他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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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当农民对“阶级压迫”有了一定了解后，干部将在他们中间发展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一般是受压迫最深、警惕性最高、最能团结其他村民的人。第四步，一旦基层村组织、领导能力、群众觉悟这些条件具备后，就可以开始斗争了。干部会尽量清楚地告知农民，开展斗争的原因、他们将从中获得的好处以及斗争的界限。那些对待农民最严厉和最不公正的个人会被揭发出来，并接受公开指控。斗争有非暴力和暴力两种形式（文斗和武斗）。前一种斗争包括批评、声讨及控诉会。但当农民报复那些曾经伤害、压迫或杀死过他们亲人的人时，斗争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暴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被控诉的对象可能会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被殴打，以及遭受类似的虐待。此时，减租减息和清算工作才算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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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巩固斗争的成果。具体做法包括：“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分配斗争成果；讨论和纠正错误；将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整顿党支部；建立领导机构；成立民兵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警惕地主的反击；改革村政府；最后是发展生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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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所有权并不集中的地区，共产党对这一程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新的斗争方法是让多个村子的村民一起参加批斗大会。在审判特别富有的地主或名声很坏的恶霸时，最多可能有来自100个村庄的数千名群众聚集在一起，参加控诉和清算大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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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了解共产党农村工作的细节，但正如他们指出的，土地改革是共产党“在农村扎根”的关键。到1945年，开展斗争已经成为共产党农村工作的基石和中心，即发动农民摧毁农村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创造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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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记录，在1944—1945年间，莒南县开展了1782次斗争活动，最终消除了“发动群众的大部分障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地方恶霸和腐败，其次是减租减息。在莱东县，地方恶霸和腐败同样是斗争的主要对象。表4列出了莒南县、莱东县，以及整个山东解放区的斗争对象及次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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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山东的斗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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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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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破坏活动”泛指所有企图破坏和抹黑共产党控制的农村组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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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东县，斗争的“成果”统计如下：2763986元现金（币种不详），209999斤粮食，10066亩土地，1667亩山地，306头骡子，206头猪以及包括附属建筑在内的1656间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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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有关这些财产如何再分配的资料很少。有批评认为，有些斗争开展得较为草率，而且受益者主要是军属家庭。后一点在黎玉的一次讲话中得到了印证，他特别强调了1944年的斗争对1945年的征兵运动产生的直接影响。黎玉介绍了渤海地区广饶县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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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指出，广饶县的北部地区曾经“非常落后”。1944年，当地政府和党委加大了征兵的力度，但他们无法完成县里的配额。大部分参军的人最后又回来了。在这一年年底，党和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腐败和打击恶霸。在随后的一次征兵活动中——尽管只在该县的几个地区进行——共有3145人主动参军。正因为如此，黎玉才会得出结论：“只要群众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44年，山东全省只有1.1万人参军。但在1945年农历新年的征兵活动中，据称有4万人主动参军，民兵的规模超过了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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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通过土地斗争运动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党组织。到1945年，已有大约400万人加入了日益扩大的军事和非军事组织的系统中。参加各类组织的人数占到了山东老解放区总人口2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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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行为 和其他地区一样，在山东，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和滥用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黎玉的发言让人感到，和他鼓励的激进主义一样，这种模糊是有意造成的。他曾表示，在开展斗争的特定阶段，过激行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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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5年山东斗争运动主要涉及的人数约有1.3万人。针对如此多问题的运动势必要打破阶级的界限。很多中农被划入“斗争对象”。这些人的阶级背景如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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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试图找出引起忧虑的原因，最后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该运动混乱的阶级结构。他指出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更不要说对贫农的打击。当过土匪、流浪汉和地主的狗腿子的中农和贫农不只是被批评，而是被惩办和罚款，这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经济困难。中农和贫农都是基础群众中的一部分，所以应该以劝说的方式让他们承认过错，而不应该让他们成为斗争对象，“除非群众要求”——只有在这时，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才“不完全是错误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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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黎对在山东发生的很多过激事件态度摇摆。这样的过激事件有很多，包括：不加区别的打击和任意的惩罚；雇工工资提高得过多，从而严重削弱了雇人干活的富农；有男性参军的地主和富农家庭经常得不到应得的优惠待遇。在一些边区和游击区，过激行为还造成了直接有害的后果：很多人被逼与日本人或其他反动势力勾结。而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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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黎的说法，1944—1945年减租减息调查在“削弱封建主义”的口号下，迅速发展成为彻底消灭经济剥削的一场运动。它在清算账目的过程中发生，斗争果实被用来“根除贫穷”，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分配财富。到1945年，清算的功能已经很明显。偿款数和欠款数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清算账目与其说是发生在过去的剥削中的债务偿还，不如说是直接没收和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替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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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东区有的地方，算盘直接递给农民，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清算账目。在其他地方，曾经打过一记耳光的惩罚被定在100元。因为提升雇工工资是山东的一项重要改革，随着调查运动加紧进行，清算过去的无偿劳动成了相应的惩罚。“七年八翻”的办法被很多村庄使用。照字面意思，这意味着一个农民能够为过去7年之内未拿到或少拿的收入要求赔偿；这个数字将再乘以8——“8”是日军侵略的年数。等到这个数值再折算为通胀后的1945年的货币，数目就更大了。在鲁南的苍山县，有人为少算的20元工钱要求8000元的赔偿。在另一个事例中，本来4元的工资欠账清算时成了1000元。虽然退租的主要目的是惩罚那些试图逃避减租的地主，佃农还是被鼓励用同样的方式清算账目。[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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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案例中，运动都太出格了。但是这成了“无法避免的现象”，因为广大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斗争已经尖锐化了。黎在分析这个现象时区分了来自干部的过激和来自群众自己的过激。后者不仅仅是被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前者则是需要避免的。“假如这个举动自觉自愿地来自于大众而不是来自少数人，”他写道，“中央的命令是，‘这类的大众左倾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不失有益的一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的目的。’”[74]在引用了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过激的章节后，黎继续他的言论，他的言论还是一样地激进。[75]他公然反对任何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危及法律和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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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群众缺少这种觉悟，他们怎么能翻身？他们怎么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系统？大众将把任何想要停止或改变他们革命运动的人视为斗争对象。如果你害怕大众的左，尝试着包容它。不敢发动他们，或者向他们的活动泼冷水，这些都是右倾机会主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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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干部中的“左”，则不能被允许，因为这会使得他们脱离群众。黎用“群众运动定律”来解释这个问题。在开始的准备期，干部倾向于被右的思想束缚。但是，干部有的时候被“左”倾冲昏了头脑，过分轻易地发动攻击。在这一定阶段，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地主可以恐吓农民，反对减租，破坏农民协会。只有在组织基本上成立以后，干部培训好了，活跃分子被发掘出来了，农民听从了宣传，才是运动的第二阶段或者斗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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