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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东县，斗争的“成果”统计如下：2763986元现金（币种不详），209999斤粮食，10066亩土地，1667亩山地，306头骡子，206头猪以及包括附属建筑在内的1656间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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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有关这些财产如何再分配的资料很少。有批评认为，有些斗争开展得较为草率，而且受益者主要是军属家庭。后一点在黎玉的一次讲话中得到了印证，他特别强调了1944年的斗争对1945年的征兵运动产生的直接影响。黎玉介绍了渤海地区广饶县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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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指出，广饶县的北部地区曾经“非常落后”。1944年，当地政府和党委加大了征兵的力度，但他们无法完成县里的配额。大部分参军的人最后又回来了。在这一年年底，党和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腐败和打击恶霸。在随后的一次征兵活动中——尽管只在该县的几个地区进行——共有3145人主动参军。正因为如此，黎玉才会得出结论：“只要群众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44年，山东全省只有1.1万人参军。但在1945年农历新年的征兵活动中，据称有4万人主动参军，民兵的规模超过了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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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通过土地斗争运动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党组织。到1945年，已有大约400万人加入了日益扩大的军事和非军事组织的系统中。参加各类组织的人数占到了山东老解放区总人口2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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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行为 和其他地区一样，在山东，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和滥用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黎玉的发言让人感到，和他鼓励的激进主义一样，这种模糊是有意造成的。他曾表示，在开展斗争的特定阶段，过激行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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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5年山东斗争运动主要涉及的人数约有1.3万人。针对如此多问题的运动势必要打破阶级的界限。很多中农被划入“斗争对象”。这些人的阶级背景如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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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试图找出引起忧虑的原因，最后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该运动混乱的阶级结构。他指出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更不要说对贫农的打击。当过土匪、流浪汉和地主的狗腿子的中农和贫农不只是被批评，而是被惩办和罚款，这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经济困难。中农和贫农都是基础群众中的一部分，所以应该以劝说的方式让他们承认过错，而不应该让他们成为斗争对象，“除非群众要求”——只有在这时，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才“不完全是错误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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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黎对在山东发生的很多过激事件态度摇摆。这样的过激事件有很多，包括：不加区别的打击和任意的惩罚；雇工工资提高得过多，从而严重削弱了雇人干活的富农；有男性参军的地主和富农家庭经常得不到应得的优惠待遇。在一些边区和游击区，过激行为还造成了直接有害的后果：很多人被逼与日本人或其他反动势力勾结。而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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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黎的说法，1944—1945年减租减息调查在“削弱封建主义”的口号下，迅速发展成为彻底消灭经济剥削的一场运动。它在清算账目的过程中发生，斗争果实被用来“根除贫穷”，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分配财富。到1945年，清算的功能已经很明显。偿款数和欠款数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清算账目与其说是发生在过去的剥削中的债务偿还，不如说是直接没收和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替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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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东区有的地方，算盘直接递给农民，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清算账目。在其他地方，曾经打过一记耳光的惩罚被定在100元。因为提升雇工工资是山东的一项重要改革，随着调查运动加紧进行，清算过去的无偿劳动成了相应的惩罚。“七年八翻”的办法被很多村庄使用。照字面意思，这意味着一个农民能够为过去7年之内未拿到或少拿的收入要求赔偿；这个数字将再乘以8——“8”是日军侵略的年数。等到这个数值再折算为通胀后的1945年的货币，数目就更大了。在鲁南的苍山县，有人为少算的20元工钱要求8000元的赔偿。在另一个事例中，本来4元的工资欠账清算时成了1000元。虽然退租的主要目的是惩罚那些试图逃避减租的地主，佃农还是被鼓励用同样的方式清算账目。[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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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案例中，运动都太出格了。但是这成了“无法避免的现象”，因为广大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斗争已经尖锐化了。黎在分析这个现象时区分了来自干部的过激和来自群众自己的过激。后者不仅仅是被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前者则是需要避免的。“假如这个举动自觉自愿地来自于大众而不是来自少数人，”他写道，“中央的命令是，‘这类的大众左倾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不失有益的一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的目的。’”[74]在引用了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过激的章节后，黎继续他的言论，他的言论还是一样地激进。[75]他公然反对任何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危及法律和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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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群众缺少这种觉悟，他们怎么能翻身？他们怎么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系统？大众将把任何想要停止或改变他们革命运动的人视为斗争对象。如果你害怕大众的左，尝试着包容它。不敢发动他们，或者向他们的活动泼冷水，这些都是右倾机会主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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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干部中的“左”，则不能被允许，因为这会使得他们脱离群众。黎用“群众运动定律”来解释这个问题。在开始的准备期，干部倾向于被右的思想束缚。但是，干部有的时候被“左”倾冲昏了头脑，过分轻易地发动攻击。在这一定阶段，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地主可以恐吓农民，反对减租，破坏农民协会。只有在组织基本上成立以后，干部培训好了，活跃分子被发掘出来了，农民听从了宣传，才是运动的第二阶段或者斗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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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阶段，“左”是不可避免的。干部将“帮助群众打倒地主，粉碎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上层政权”。地主对此肯定会负隅顽抗，必须斗争至反动阶级意识到除了接受现实别无选择。当斗争进入了第三阶段，团结成为这一阶段的指导方针。黎声称“不可能与地主和平相处”，团结必须从斗争中得来。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群众将不能站起来，局势会沦为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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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仅有的另一次谈到“谨慎”是在斗争阶段，不加区别地打击一大片或与“大多数敌人”做斗争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制造过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少数，甚至最坏人中的少数”在所有地区都受到打击，这个举动的影响力已经足够根除该地的反动势力了。至于其他时候，教育和群众压倒性的力量将足以应付反对力量。[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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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佐证他关于左的作用的论述，黎玉指出了莒南县涝坡地区工资清算运动取得的成绩。清算斗争遍及了整个地区，当新的“团结”达成时，776户家庭（63户地主，407户富农，304户中农和2户贫农）的财富减少了537267元，4197亩田地，122701斤粮食和7头拉重物的牲畜。这些斗争果实被作为补偿分配到2182户家庭中去（506中农，1489贫农和187名长工）。[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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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还谈到莒南全县同样取得的不俗成绩。在账目清算运动顺其自然地发展之后，很多村庄中几乎没有地主了，至少6000名农民分到了一些土地。到1945年，“左”的过激是土地政策的一个刻意为之的特点，这已经没什么疑问了。农民被鼓励起来，实现一个具体的目的：将“减租调查”运动转化成土改。这样的发展是在《五四指示》中正式确定下来的。1946年5月的土地改革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上面描述的多形式的斗争运动。它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耕者有其田”，还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摧毁现有农村精英阶层以及动员农民创造一个新的农村实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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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170672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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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抗日战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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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由于文献的缺少依旧有不少盲区，上面概述的事件对本章导论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给出了一个答案，并为其他两个问题的回答奠定了基础。第三个问题涉及抗日战争中取得的革命经验的性质以及那个时期减租在动员农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答案从试图解开党“温和的”统一战线与土地政策浮现的矛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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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事实是：甚至到了1943—1944年，执行这项政策的地区仍远少于党愿意公开承认的数量。在政策实行的地区，往往有可能只是在名义上实施。这部分解释了在1942—1945年期间，党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右倾错误——执行政策时漏掉了一些地区。[79]“左”的过激只在该政策被大力执行的地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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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使用的执行政策的方式——群众运动中，温和路线通常是矫正“左”的过激的首选。同样，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表明了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往更激进的方向调整。从1942年起，开始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施行党的土地政策。之前阐述的在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的发展似乎解释了这对矛盾：1942年温和的减租政策伴随着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这对矛盾不能仅仅这样解释：党想要推行一种柔和的土地政策，以配合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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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如彭真所说，“左”的激进出现在1937—1939年推行减租的晋察冀边区，那么这些地区也一定出现在1942年党的决议同样提到的少数地区中。在这些地区，减租的实验显示了忠于意识形态的干部和利己主义的农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走出多远。在实验过程中，同时显示了减租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潜在危险，以及在华北进行土地革命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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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个潜力，正如彭真又指出的那样，1940—1942年温和的减租路线的确代表了向后退的纠正的一步。它成为对已经犯下的过激行为的矫正以及对土改区域扩大后抬头的激进倾向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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