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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的农民同时实行土改和发动对国民党入侵军队的游击战。在鲁北的渤海区，几千年轻人自愿服兵役。胶东区在重新分配土地后，自卫军队据说在战斗力上翻了一番。[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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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之后，2万名农民加入了苏北地方军队。在苏北，据报道每个村里都有志愿者作战。[115]在晋察冀边区，虽然该区域的重要城市张家口在1946年10月失守，预计土改还是加强了当地的防卫力量。[116]在西部的热河省，土地改革就在国民党军队行进进犯的路线上实施。几千名农民随后加入军队，又有几千名加入当地志愿军保卫他们新得到的土地。[117]一份来自延安的报道概述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准备工作——1947年3月延安被政府军攻克，称军队征兵和军事训练将和彻底的土改同时进行。[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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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敦白从头到尾描述了发生在陕甘宁最西边的、一个叫蒙巴（音）的村子里的故事。在该村庄，超过160户佃农家庭与一名恶霸地主开展过清算斗争。地主的大部分土地被分给了他的佃农，地主则逃到了国民党管辖区的边境，扬言将打回来重新讨回失去的财产。“当我们打回蒙巴的时候，我们要宰了这些佃农，我还要开一家人肉馆子。”据说他是这么放话的。八路军和当地自卫部队的志愿报名者突然增多了。在共产党军队赶去保卫边境时，一位之前做了15年佃农的农民为军队组织起了一支担架队，而另一个农民建立起了一个食品站。[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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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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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件和延安电台大致说的是一回事，但有两个例外。文件更为复杂地表达土改和农民积极参与战争的关系。还有，文件中经常使用“必须”和“应该”的字眼，使人很难确定哪里是指令的结束，哪里是成果汇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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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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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作战方式家喻户晓。1945年之后，共产党依旧依靠群众形成广泛的联络网，以支持他们的军事行动，虽然这种形式的游击战在1945—1949年期间所起的作用已经远不如抗日战争期间重要了。实际上所有关于土改和农民参与“自卫反击作战”之间的关系的报道都来自被进犯的政府军队威胁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参与指的是动员起民众、保证战争所需的粮食和人力的供给。这样的动员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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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县组织几千人，理想状态是将每2万到2.5万人编成一支民兵部队。民兵扮演着直接支援前线常规部队的角色；负责站岗放哨，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对敌人后方的扰乱；驻守新占领的地区，包围被敌军占领的小块领域；协助战区的老百姓运输军用物资，运送伤员，押送战俘；毁坏或建设地方设施。民兵还负责保护当地党和政府机构；看守罪犯；镇压当地反革命活动；揭露敌军特务和保证通信线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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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地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将粮食、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运送到前线；将缴获的军用物资和伤员转移到后方。在战区，以村和区为单位成立自卫队，由县政府负责总的协调和指挥。在每个村庄，自卫队负责每户人力、畜力和物质实力的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组织军事运输队、担架队、骡队、马车队、船队及其他。所有身体健壮的16岁到55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参加这样的常规军所需的运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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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别的工作以外，妇联负责维持哨岗系统，盘查在村间来往的人。妇女应该做的还有协助急救和护理，发展手工和其他支援作战的生产以及在征兵期间鼓励年轻人踊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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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熟练工人负责邮路、电话系统以及公路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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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工团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宣传工作，目的是增进人民对战争的理解，从而使他们支持战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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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联动员自己的成员从事后方服务工作和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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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了土改，村农会还要保证征兵运动的胜利完成，以及及时播种和收割以使得收成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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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后，战区所有居民需要遵守前线军队和当地政治干部下达的下列命令：维修防御工事，推平障碍墙、战壕和碉堡，救助伤员，自愿报告敌方特务的行动，及诸如此类的行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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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电台用直接的语言描述了土改和农民执行这些战时工作之间的关系。电台把物质上的动机和害怕遭到报复作为农民政治觉悟提升和他们后来支持共产党作战的主要解释。但是，不管毛有关穷人由于获得物质利益的回报作为“支持”共产党的说法有多么正确，它不一定能推出穷人将自然而然地给共产党所需要的各种军事支持。其中因果的关系并非那么直接，结果也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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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延安电台所持的观点与以上的结论相反，从党内报告和指示中包含着证明该结论的四个基本理由：（1）农民有根深蒂固的思想，不愿意离开土地和家庭参加战争，并由于以下原因变得更为复杂和顽固；（2）国民党1946—1947年对解放区进攻，造成当地巨大的损失；（3）干部缺少决心；（4）害怕国民党会回来，以及担心那些曾被批斗的地主将伺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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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顽抗：干部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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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晋冀鲁豫边区军队指挥官和政治部副主任，在1947年报告中提到：土改后有一大批解放的农民加入了军队，极其显著地提高了军队的阶级意识。但他也表达了对军队干部依旧存在的“地主和富农思想”的担忧。这使得他们在群众中不可能保持高度的阶级意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农业生产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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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地主和富农思想”的时候，宋特指的是一个由抗日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大多数军事干部在那个时期入伍，很多人入伍的主要动机是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或至少对家里有所裨益。很多这样的干部是地主或富农出身。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破坏封建制度，更不要说将他们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干部们还对地主在抗日战争时帮助他们，提供信息，卖给他们急需的商品，藏匿和照顾伤员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记忆犹新。就这样，老的干部心中并没有真正的阶级仇恨。相反，很多人甚至同情地主，试图保护他们。宋称1945年在冀南，这已经成为成功发动群众斗争的一大障碍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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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主的同情不是唯一的问题。冀鲁豫的党领导人潘复生称，土改为群众真心响应征兵运动打下了基础。他的说法似乎被一则报道证实：1947年4月，鲁豫边境沿线12个县的5万名左右的年轻人自愿参军。此举发生在土改和1946年同一地区的征兵运动之间。后者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122]但是潘同志同样指出当干部们听到征兵时，这个消息“让他们很头疼”。农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他们的年轻人送去走亲戚”。干部的头疼有几个理由：[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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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干部反对让土改成为一种补偿手段，也就是党似乎用土地换取人们参军的笨方法。前面已经提到，黎玉主席已经发现在山东这是一个问题，那里的一些干部反对1945年清算斗争，将它看成是收买穷人的手段。据潘复生说，一些同志认为在重新分配财产后立即发起征兵运动，“让参军成为土改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干部“经常不理解”对国民党政府的战争是农民对抗封建势力的武装斗争，如果蒋介石和美帝成了胜利者，农民将不能保有他们的土地。潘同志的讲述没能清楚地使人明白：到底是我们的干部没能真正领会改善农民生活的斗争和与国民党作战之间的联系，还是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执行政策的困难让干部们对执行这一政策的总体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后者似乎更有可能，因为潘提到了他对干部两难处境的清楚认识：农民开始不愿意斗地主，因为害怕国民党会杀回来，干部必须说动他们；然后马上要求农民击退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保卫他们新得到的土地。其次，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干部还抱怨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是很高，他们既不需要土地也不想拿起武器保卫它。第三，有的干部抱怨土改后的征兵比之前更难了。农民想要待在家里，享受斗争的果实，特别是因为这成果中还包括一小块土地的时候。[124]最后一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干部无法动员人们踊跃地自愿参军的地方，各种“老式”的方法——包括贿赂和强迫——都派上了用场，以确保能够招到规定数目的新兵。这种情况发生得较晚，发生在1946年。举个例子，在鲁豫边境沿线上面提到的各县中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1947年初，当又一轮征兵运动开始后，干部担心他们又不得不依靠同样的不得人心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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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党委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在征兵政策的缺陷对战争产生负面影响之前加以纠正。“保田参军”运动不应该被认为是党加诸群众身上的一个负担。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参军与土改一样，都是必须的。干部必须将村里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当成是全国范围内对蒋介石势力斗争的一部分。干部们得出农民不需要土地的结论是错误的。土地对于他们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只是他们害怕蒋的部队杀回来，害怕受到报复。干部必须克服这些疑问，让农民懂得，只有愿意为土地而战，才能保卫他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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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同志还反复强调了在征兵运动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因为要发展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无论用强迫的手段还是依靠少数活跃分子的热情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几千名新兵，但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志愿者，不是那些一有机会就开小差的不情愿的牺牲品。振奋群众精神的第一步应该是召开一次县干部会议和一次随后的村党支部的会议，以确保干部理解这些原则。在这些会议之后，可以向县或区的群众领导人大会上明确征兵任务，当这些农民中的活跃分子回到村庄时可以向村群众大会解释征兵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承认过去犯下的逼迫和强制的错误，鼓励群众问问题，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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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应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打消农民的疑虑，说服他们参军是一件光荣的事，破除“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偏见。所有的村机构应该为征兵活动服务。农会要讨论谁应该志愿报名，妇女会将讨论怎样送走丈夫和儿子。小学教师要写文章和办黑板报，教孩子们唱参军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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