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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这个问题大家都明白，潘明显略去了一个环节，没有说明下列工作的因果关系：重新分配土地，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民要求武装保护他们的土地与村庄党建工作的关联性。他只是附带提到土地重新分配的一个“更重要”的结果，那就是：农民一下子成了村里政治上的主人。他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控制地主和特务，防止他们破坏征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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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者更直白。徐运北将征兵运动称为“土改运动的延续”，他强调在土改彻底实行的地区会有更多农民自愿参军。这不仅仅是因为地主的财产已经分给了农民，而且因为最坏的地主已经被处决或监禁了。经历了暴力和非暴力的斗争后，斗争对象不再能控制村庄，党可以夺取领导权。在这里，地主和敌方特务的谣言和破坏活动都得到有效控制，共产党的政策可以抵达群众。这里农民更能懂得参加军队保护田地的重要性。[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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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党的声明强调要提供物质利益，它却不是土改的唯一任务，同样重要的还有运动所引发的破坏性力量。“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的村地主，”另一位作者称，“在这样的破坏中，需要消灭他们的封建统治。如果我们只在政治上打击他们而不分土地，我们完全不能完成土改的任务。经验证明了只有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粮食，他变成中农……他才不可能恢复自己以往在村中的态度。”[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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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并不会自动地要求配备武器保卫新分到的土地。主要的动机并非只是害怕地主报复，正如当时西德尼·里顿内格和其他观察者认为的那样。确实，恐惧远不能让农民横下心战斗，或许反而让他们受到惊吓。文献资料中常有农民害怕“变天”——即国民党杀回来——的叙述，用来佐证这是执行土改的初始障碍。另一方面，克服这些恐惧最可靠的办法，是向农民展示党具有震慑地主恶霸的力量，即使不能消灭他们。在目睹了新秩序有能力消除可能引起报复的直接根源之后，农民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命运与新秩序连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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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国民党在1946—1947年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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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7年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些地区，在那些失陷地区，农民害怕的和干部担心的一切变成了现实。而这些地区，就是延安广播电台所报道的，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动员农民最卓有成效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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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中央和地方的党的指示总是要求在直接受敌人威胁的地区减小减租政策的力度，将阶级摩擦最小化。在前面“平分土地”这一节已经讲到，长时间的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成了干部担忧的原因，他们担心是否能同时开展土改、游击战和后方服务工作。然而，在1946—1947年，军事相对安全的状态（它是发动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被放弃了。这一变化反映了两个时期在本质上的差异。在抗日战争期间，减租斗争成为不断扩大根据地、巩固党的力量的一种手段。在1946年，几乎所有这样的地区成为政府主力军攻击的目标。在一个又一个地区被进犯的国民党军队攻克后，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军事安全状态突然间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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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这样的地区，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已经被发动起来。在一些地区，它已经至少进行了两年。重新与阶级敌人组成统一战线对抗进犯的敌人——这一选择对共产党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一般情况下，几乎不能指望地主和斗争对象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甚至连在斗争中保持中立都是奢望。共产党已经在内部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敌人，所以随着内战的发展，他们没有什么选择，只能随着内战的发展而一举消除它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土改运动在1946—1947年间迅速深化以及毛泽东命令不管战事有多繁忙，党的干部必须坚决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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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领导没有区分开已经实行土改地区军事安全的丧失和未实行土改地区军事安全的丧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土改的代价都很大，造成了社会混乱：互相报复和平民伤亡。考虑到战争局势发生了转变和国民党1946年攻势出人意料地凶猛，土改在前一个地区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还没有提到“一手拿枪，一手分地”口号下进行土改的不安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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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内容指的是两种情况下的土改。一则陈述主要来自非共产党员的上海记者对苏北局势的报道。还有一则主要基于冀鲁豫地区的党内报道，以及在1947年初访问该地区的杰克·贝尔登的见闻。首先让我们看看江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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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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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6年初，该地区有29个县完全在共产党手中。中央政府投入了约15万人的兵力将共产党赶出苏北。攻势开始于1946年7月，从长江向北，从津浦铁路向东推进。政府军向东移动，渗透到了将共区一分为二的大运河沿线的县镇。到第二年春天，他们已经夺回了苏北所有的县镇。虽然政府占领了运河沿岸的主要城镇，但是共产党游击队员在继续扰乱政府在大运河和铁路之间的交通系统，而且运河的大片领域依旧在共产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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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者提到，共产党在苏北的地位在1946—1947年和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差别。国民党军队不比日本和汉奸的兵力强大，而共产党军队，无论是常规军还是地方军，比起抗日战争时期，在组织、训练、经验上都增强了不少。第二，日本人由于兵力更胜一筹，不但能够占领大的中心城市，也能占领环绕着它们的区域和小的城镇。相比之下，政府军在农村无法自由地从一个点移到另一点。最后，共产党需要相当时间发展实力，发动对日本的反击。但是在国民党进攻开始的一年内，新四军就开始收复失地了。构成共产党新的力量基础的，据说得益于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这应归功于多年的政治训练，彻底粉碎了保甲系统，在村里确立了经选举产生的政权，还得归功于土改。[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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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的胜利使得所有的县的行政部门有可能在国民党的控制下重建，当地的国民党管理和行政人员有可能重新回到原来的旧的管辖区，一些之前逃离的地主和商人可能返回并重新恢复原来的方式生活。政府重新回到苏北的行动在1947年春达到最高峰，持续了大约一年。在那段时间，可以说因为忽视了南京发布的指导他们在光复区行动的命令和法令，当地官员和他们的地主盟友中了共产党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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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7年初，一个上海记者的视察团花了九天游览了南通、海门、如皋和东台，返回的时候写了严峻的报告。离镇子只有一两里开外的路就不安全，共产党已经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战斗。他们能够迅速移动，避开敌人的主力要归功于他们政治活动的成功。假如“政治活动”被认为是共产党随机应变的源头，它也被认为是国民党无能的关键原因。《大公报》聚焦于土地问题，称它引起了农村地区的很深的裂痕。在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分了地，斗了富人，甚至一些中产阶级的日子也被弄得不好过。但是在中央政府统治的地方，在它最近收复的地方根本没有土地政策，很多人也不满意。文章得出结论：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似乎政府的唯一目的是重新取得统治权，对其他都不闻不问。[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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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国民党监管的报纸说得更直接。《申报》称：由于各个层面的“不健康”，苏北当地国民党行政机器无法顺利运转。县和村行政机构掌握在坏人手里，人们的生活很悲惨。他们要交各种各样沉重的税收，劣绅和其他地痞利用形势勒索和压迫他们。[130]这些正在苏北发生的情形，是当地官员伙同返回的地主进行的有组织的勒索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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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实施的工作中，最招致恶名的当属“自首和悔过”的政策。在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等等共产党设立的组织中，表现活跃或担任职位的人被逮捕，并被勒令悔过。在这段时间，乡里七八十个这样的“投降分子”被关起来是常事，而足有两三百人被关进区监狱。在监狱里，他们被要求写认罪书和悔过书，出示一串保证人，上缴武器。因为很多人没有武器可以上缴，获得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一两黄金。假如没有金子，这个人可能被判死刑，就看主管的官员高兴与否了。假如金子奉上，通常会落到官员的口袋，而不是像宣称的那样，用来武装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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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事件屡见不鲜。一天晚上，在泰兴县的一个村庄里，官员们处决了12名自首者。在黎明时分，村长传唤家属到场，出示他们的遗体，称共产党对死亡负责。然而在另一个事件中，如皋县周家村超过100名投降者试图越狱，并夺走地区局的武器。他们随后杀死了大约70人，包括当地官员以及地主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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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重回乡村的地主组织了“地方管理促进会”和“收租会”。假这些组织之威，地主在武装护卫的跟随下，挨家挨户地与他们原来的佃农“清算账目”。抱着以牙还牙的心态，地主试图将他们在共产党手里被剥夺的利益抢回来。假如农民选择逃跑而不是与他的老雇主见面结清账目，等他回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现家里已被洗劫一空。在当地官员的帮助下，地主又开始收租了。有时收租有武装护卫。这就是“收租会”。虽然1947年秋庄稼歉收，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租金和土地税加起来形成了沉重的税负，据报道一些佃农都无法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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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政府颁布了“绥靖区”土改条例，期望让农民脱离共产党。但是农民只是凭过往经验行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条例存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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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方面，据说一开始他们严惩了那些愿意向重返故地的国民党官员自首的民众。后来，共产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鼓励民众“自首但不悔过，并再次加入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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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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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从该地区发出的报道提供了局内人的看法。该地区与苏北的形势相似，尽管不完全相同。这样的形势是由于国民党北进穿过陇海铁路进入晋冀鲁豫边区造成的。在一篇五个月（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月）的总结中，区党委透露，在国民党进攻之初共产党在冀鲁豫分区控制了35个县城，现在已有24个被国民党夺走。在64个安全的县的部分地区，49个被敌人占领或部分地占领。1947年1月，共产党军队重新控制了14个县城和22个县。他们还声称歼灭、击伤、俘虏了8000名敌人。但是国民党势力很快重新夺回大部分的区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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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党组织充满了悲观情绪。有很多人由此认为：共产党在分区内的根据地实际已经被彻底摧毁。11月，党委竭力振作大家已经普遍低落的士气，他们称常规军和民兵部队并没有损失，而敌方在边区损失了8个旅。由于将80%—90%的国民党军队都投入了前线作战，因此蒋介石已经没有补充的来源。“只要我们保持昂扬的精神，继续摧毁进犯我们领地的蒋军，”党委宣布，“那么我们不但能止住敌人的攻势，还能从防御转向反攻，并收复我们所有的失地。”[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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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低落从表面看有三个原因。第一，政府广获战果。第二，敌人的战术出人意料。党委写道，一开始它以为政府的军队不会穿过陇海线的北部，但是他们偏偏这样做了。开始预测能够通过一两场战斗打败敌人，但是局势却不是这样发展的。共产党军队撤退——事实上原来撤退计划是暂时行为。但是几个月以后，敌人依旧占领着这片土地。因为这样，党委在11月写道，我们必须修改我们的计划，现在必须为长期游击战作准备。这导致了第三个问题。在发展游击战的过程中，最让干部们担心的是抗日战争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的区别。后者是一场阶级战争，所有的地主和斗争对象联合起来成了敌人，为蒋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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