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29633
1706729634
然而，土改在游击区和新解放区的实行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问题。当得出结论“在不满足三个前提条件的地方进行土改造成的基本都是负面结果”时，不应该误解对其他地区土改工作的评价也是如此。
1706729635
1706729636
首先，有必要指出什么是无法通过分地来实现的。从短期来看（我们这里只关心短期），分地造成的农产量增长绝不会在重要因素之列。1934年，毛在提到共产党初次尝试较大规模重分土地时写道：土改经常会造成农产量的暂时减少。一个加诸该评论上的注释解释了农产量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减少，主要是因为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和最终确立新的经济秩序。在不确定的过渡时期，农民“无法专注于生产”。[148]考虑到伴随1944年到1948年土改的混乱和不确定，不可能因为农业增产而使共产党战时的财政问题得到缓解。[149]
1706729637
1706729638
然而毛写道，在1946年到1948年，党“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150]就像我们已经见到的，从1945年到1947年，军队征兵运动与重分土地和财产同时进行。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对征兵运动的成功开展功不可没，是再自然不过的。然而党内批评暗示该过程可能不像新华社描述的那样简单。
1706729639
1706729640
为了保卫家里的土地，穷苦的年轻农民纷纷参军。这样的楷模形象被四处传播，用来打动和鼓舞人们。虽然如此，光是这个形象还无法让农民打消心中的疑虑，从而离开刚分到的土地去参军。我们能在这里展示的数据还不允许我们得出结论：出于对新秩序的信奉，或者出于对地主报复的恐惧，农民自动响应了共产党的战斗号令。证据所显示的则恰恰相反，对报复的恐惧甚至是在农民接受土地前必须要克服的最初的阻碍，当地干部对分地后马上要求他们加入军队感到不舒服。所以土改的重要性必须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
1706729641
1706729642
重新分配财产提供了有形的物质利益，以此作为交换，共产党寻求并且无疑得到了“支持”。但是土改斗争还使得共产党建立起一种制度，将这一新生的阶级觉悟转化成打一场战争所需要的特定方面的支持。从这个意义说来，土地革命的重头戏是推翻现有的农村“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是否真的是封建的，甚至它在某一村庄是否由地主组成，都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带有很多目标的斗争运动破坏了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这是创立新的村庄权力机构的必经之路。
1706729643
1706729644
新秩序建立后，作为“所有其他工作之母”的土改才算真正完成。参加多样化的控诉运动最积极的农民加入了共产党军队，组成了新的村领导班子。人们得到土地和财产后，纷纷加入农会和其他村组织。这个由农民自己组成的体制结构才是共产党可以依赖的：它可以负责征收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在征兵期间对不愿报名的农民施加社会压力。
1706729645
1706729646
现在让我们回答在本章导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作为土改的结果，这些都是党在农村扎的“根”。只要条件允许，这些“根”真的能够保证粮食和人力的可靠供给，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做斗争。
1706729647
1706729648
进两步，退一步：巩固和矫正
1706729649
1706729650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46年11月访问了晋冀鲁豫边区。她得知边区官员（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没有薪水，住的是简陋的农房，只有一日两餐，每年只有两套棉布夏服和三年一件冬天的棉服。一天傍晚，在与边区政府几位最高层官员共进晚餐时，她说到她的美国朋友倾向于原谅国民党官员招致恶名的腐败，因为他们的薪水如此之低，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贪腐以保证收支平衡。大家都笑了，有人回答道：“这不是他们贪赃枉法的原因，国民党官员必须贪污受贿，因为如果有谁努力工作又不窃取人民的钱财，蒋介石会把他当作共产党抓起来！”[151]
1706729651
1706729652
这个玩笑没有说清共产党官员传说中的廉洁背后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是1947—1948年的党的整风运动。它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抑制当时正在执行土地政策的基层党员和工作干部中的腐败。与国民党反复宣称要改革和自新不同，整风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面子。该运动开始于1947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反对土改运动中的右倾错误。这段时间正像前面所说，是平分财富最彻底的时候。在《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不久，遵照“群众运动法则”，工作重心转移为对“左”倾思想的纠正上来。党的整风运动在这一时期继续进行，与巩固土改和纠正过激的运动同时实行。在同一时期，在人民解放军内部也开展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教育运动。[152]
1706729653
1706729654
右倾问题 在“平分土地”这一节已经提到，党的领导已经在提倡整风运动，用它来纠正1947年上半年的某些右倾问题。9月的全国土地会议详细讨论了土改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为了与之前的评价保持一致，会议将困难归咎于渗透入党内，特别是渗入地方党组织的“地主、富农和坏蛋”。他们的错误包括贪赃枉法、招权纳贿、任人唯亲、傲慢、营私舞弊、窃取公共资源。因此，阶级队伍不纯和工作方式不恰当成为阻碍土改彻底实行的两个主要问题。除了通过《土地法大纲》，土地会议还采纳了一项决议，号召在全党开展整党运动，从而将部分解放区已经开始实行的行动路线推广到全国。
1706729655
1706729656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各地区也召开会议讨论《土地法大纲》和整党。在这段时间，解放区党的各级会议成为传播指示、收集有关当地情况的信息、训练当地党员和干部的主要途径。在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齐聚太行山的冶陶，共度了85天。边区土地会议的内容包括检查、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一些党员因为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受到了惩罚，其中至少有两人因此被开除了党籍。[153]
1706729657
1706729658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返回原处，召开县土地会议，全体县一级的专职政工干部参加。在山西的潞城县，土地会议在1948年2月召开，延续了一整个月。每个与会干部被要求交代他的阶级成分并对过去工作做自我批评。这里，一些人同样因为他们的缺点被惩以警告或停职，还有一些被开除出党。然而大多数人在参加完会议后打算回去实行村党支部的净化工作以及彻底平均重分土地。这些被重新教育的县级干部被编入了工作队，遣往县里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开始调查和改革工作。[154]
1706729659
1706729660
在1947年11月底和12月，晋察冀边区报纸的一系列社论显示该边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在10月中旬，差不多1000名地区领导干部齐聚一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学习《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与其他地区一样，晋察冀边区代表所表达的主要忧虑是：《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决议没有被彻底实行，因此很多穷人依旧没能摆脱封建的枷锁。
1706729661
1706729662
在会议之后，干部和党员的错误被广而告之，一起公布的还有改正它们的方法。为了去除党的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在现有党员的调查结束之前，停止新党员的注册。所有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他们的工作都经过仔细检查，看他们是否阻碍了土改，特别是当他们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被斗的时候。
1706729663
1706729664
1947年的一项重要创举是，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允许村里的群众参与整党。村里所有党员的名字被公之于众。曾经犯下错误的干部和党员被要求公开承认错误，并接受聚集在一起的村民的批评。那些侵吞本应分配给穷人的没收财产的干部和党员被勒令将财产还给人民。如发现犯有更严重的罪行，干部将被撤职并予以相应惩罚。一篇社论更是宣布：村民应该自己选举村干部；贫农团和农会应该调查村党员并建议将不合格者开除党籍。[155]
1706729665
1706729666
北岳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时，邀请非党员的贫雇农参加。同样地，当阜平县党委召开土地会议的时候，它从村庄找来了贫农和雇农代表来参加会议。在两个会议中，一开始到会的农民都迟疑着不发言，但是后来能够畅所欲言。据说有的干部，当他们的错误和弱点被公之于众的时候，不禁痛哭流涕。当边区中央局召开了地方党委会议时，据说彭真同志自己在做报告前也咨询了非党员的农民代表的意见。
1706729667
1706729668
这一由刘少奇提倡的联系党外群众以纠正党内问题的方法显然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在1957年整党以及又一个十年之后再次使用了这一方法，在后面这场运动中，刘少奇自己还成了主要的斗争目标。然而，在1947年，这一方法并没有受到晋察冀边区党员毫无保留的热情拥护。他们质疑，本身既非党员甚至也非干部的人们怎么可以参加整党会议。但是，边区报纸告诫道，我们党的原则清楚地规定要与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不能脱离他们。因此，当我们平分土地和整党的时候，为什么雇农和贫农就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呢？报纸继续说道，当农民讨论《土地法大纲》的时候，他们的谈话全部是关于村里事务的，你们党员也许会觉得他们离题了，事实上，这对你们是一个教训。他们正在告诉你们在以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时候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如果听取了当地群众的意见，你们可以知道哪一条款适应农村的情况。[156]
1706729669
1706729670
在晋察冀的各个村中，土地会议、土改会议和整党在理想状态下分为三步：（1）村党支部全体会议；（2）村里所有贫农和雇农的全体会议；（3）整个村庄的全体大会。建议的步骤如下：
1706729671
1706729672
党的干部工作队来到村庄后，将举行村支部全体会议，向当地党员简要介绍了平分土地和纯洁党的队伍的新政策。村党支部接到指示，要确保自此以后贫农团和农会做出的决定得到推行。同样建议支部，对于农民打心里反对的党员，解除他们在村里的职务。村里所有不在贫农团手中的武器都要上缴，在调查彻底结束前不允许重新发放。
1706729673
1706729674
党支部会议后，工作队干部将召开村子里所有真正贫农和雇农的全体会议。原村干部和党员不得参加这次会议，在会议上，工作队干部将解释新《土地法大纲》的要点和实行办法。按照形势要求重组或新建立的贫农团和农会成为村里的主导力量。
1706729675
1706729676
最后，召开所有村民全体大会，向每个人解释《土地法大纲》和边区政府的公告。特别强调了新原则：村里所有重要事项在采取行动前，必须经贫农团和农会讨论并批准。必须确保村里的所有人了解：必须遵守这些组织的决定。
1706729677
1706729678
事态总的发展当然不像上面的概述所显示的那么顺利。很多地方因为实现了“有计划有准备地动员群众”而受到表扬。但是在很多其他地方，情况正好相反。到12月底左右，据报道有的村庄在一天时间内完成了三个会议。在一个县，一名干部单枪匹马只用了几天时间，组织了六七个村庄的贫农团和新农会。在另一个县，党组织自己宣布这是恰当的程序。很多不同村庄发回的报告显示土改和整党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进的。最后在一些地方，据说“坏人”组织了假贫农团（包含了除真正的贫农、雇农和下中农以外的分子）和包含了中农的农会（这些中农依旧从剥削关系中获利）。[157]
1706729679
1706729680
边区报纸警告，每个人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由于出现了假的贫农团，所有贫农团必须被严格检查；有的必须被解散，还有一些必须重新组织，剔除最坏的成员。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人，对这些问题负主要责任的是当地党的领导。据说存在三种类型的领导人，任何一类都可能使运动无法进行。对土改十分热心的好同志是第一类。由于规划和准备不足，甚至有点莽撞，他们的工作完成得不好。这一类领导基本上不擅长动员群众、井井有条地管理农会和准确划分阶级。第二类同志是个人主义者，关心的主要是地位和名声。这类人对农民下强制命令，对上级作假汇报，牺牲别人的利益自肥。第三类领导是地主—富农型，他们唯一的目标是夺取权力，破坏土改。[158]
1706729681
1706729682
“左”倾问题 出乎意料地，晋察冀边区报纸又举出了一个新问题，而且还把它摆在第一位。整党运动开始时，人们认为主要问题是右倾：阶级不纯和诸如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之类的工作方式错误。社论对没有计划、空有热情的批评是土改和整党运动最早出现大转变的迹象之一。这一大转变变得一目了然是在1948年1月，官方路线突然转变，“左”的错误成了关注的中心。以前的右倾继续被打击，但是焦点集中在一组不同的问题上，包括——用毛的话说——“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159]
[
上一页 ]
[ :1.7067296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