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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20 [159]《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第270—271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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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22 [160]根据任弼时的报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见《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和三个典型经验》(以后均称《三个典型》),第17—18页。1948年2月22日指示中,这次政策上的调整被固定下来(以下将讨论),写入下一个法律版本。见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土地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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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24 [161]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65页(第1251—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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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26 [162]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82—186页(第1271—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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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28 [163]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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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30 [164]任弼时,第10—31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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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32 [165]《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与半老区实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见《三个典型》一文,第1—8页。在该中央指示之前,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发表过相似的政策声明,1948年2月6日,见刘少奇等:《土改整党典型经验》,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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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34 [166]想要这些档案的其他版本,见刘少奇等人的《土改整党典型经验》,也可参见《土地改革与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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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36 [167]毛泽东:《序言》,1948年3月12日,载于《三个典型》一文,第32—33页。毛的评论指的是这三个个案研究,但是他的序言是特别为谭政文《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写的,最早由新华社陕北分社在1948年3月18—21日发表并重印,第3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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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38 [168]《黄家川是怎样调整土地改革的》,新华社,1948年2月28日,见《三个典型》,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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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40 [169]在这第三种村庄,土地没有恰当地分配。毛赞同将山西崞县的经验作为模范。这个县出现的问题是:在30个左右行政村错划了成分:43户富农家庭被错误定为地主;106户中农家庭被错误地定为富农;31户中农家庭被错误定为地主;51户其他家庭被错误地定为“破落”地主。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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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42 [170]刘少奇:《平山整党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范例》。最初为新华社1948年2月27日从晋察冀边区发出的无署名报道,见《三个典型》,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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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44 [171]关于《晋冀鲁豫边区指示》,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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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46 [172]《晋冀鲁豫中央局矫正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1948年4月23日,见陈伯达等编:《关于工商业的政策》,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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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48 [173]韩丁:《翻身》,第243—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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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50 [174]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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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55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1706725774]
1706730156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八章 回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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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58 1949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1]1927年,共产党被迫放弃了将无产阶级作为主要支持力量的根本政策。在此后的20年里,共产党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增强自己在农村的力量。到1948年,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让共产党突然掌握了大量城镇。共产党必须重新担负起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然而此时它还没有完全做好这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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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60 当时,城市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20%。尽管如此,这20%的人口几乎掌握了维持一个全国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所需的所有智力、技术和行政资源。此外,城市仍然是国民党的主要力量来源。共产党人的敌人嘲笑他们是“乡下土包子”。外国观察者坚持认为,甚至到1948年底,共产党都不会试图夺取大的沿海城市,因为共产党的领袖足够明智,知道他们无法应对城市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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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62 即使毛泽东本人严重怀疑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能力,他也没有把这种疑惑告诉任何人。但他确实在1949年3月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党不能学会如何管理城市并赢得对城市敌人的斗争,将无法巩固政权并最终失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推行土地革命时同样的决心和毅力进行自身的“城市化”改造。事实上,自1945年之后,他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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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64 根据共产党自己的估算,到1948年年中,他们已经控制了586座“城市”。在这里,“城市”这个词是指包括县级城镇在内的所有人口聚集点。[3]共产党控制的大部分较大的城市位于东北,其中包括7个省会(括号中的日期是它们被共产党占领的时间):哈尔滨(1946年4月28日)、北安、呼伦、齐齐哈尔(1946年)、佳木斯(1945年11月)、丹东(1947年6月10日)、四平街(1948年3月13日)、牡丹江(1946年)、吉林(1948年3月9日)、辽阳(1948年2月)、营口(1948年2月,随后丢失,但于年底之前重新夺回)。到1948年年中共产党控制的其他城市包括河北的石家庄(1947年11月)和河南的洛阳(1948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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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66 哈尔滨是这些城市中最大的一座,拥有76万人口。[4]苏联军队撤走后,哈尔滨被共产党接管。在1946至1949年期间,哈尔滨为共产党提供了处理城市问题最主要的经验。然而,共产党在城市问题上遇到的第一个现实挑战并不是哈尔滨,而是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当时隶属察哈尔省,由晋察冀边区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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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168 共产党控制了张家口大约一年多时间——1945年8月底到1946年初。据估计,当时张家口拥有15万至20万人口。张家口并不是唯一一座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后占领的中等城市。威海卫和佳木斯也给共产党带来了同样的管理困难。可能是因为张家口的位置更靠近中国中部,共产党试图将它发展为自己的第二个战时中心。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共产党在张家口取得了怎样的城市管理经验,但仍可以找到一些有关共产党1945-1946年城市政策的可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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