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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想要这些档案的其他版本，见刘少奇等人的《土改整党典型经验》，也可参见《土地改革与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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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毛泽东：《序言》，1948年3月12日，载于《三个典型》一文，第32—33页。毛的评论指的是这三个个案研究，但是他的序言是特别为谭政文《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写的，最早由新华社陕北分社在1948年3月18—21日发表并重印，第3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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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黄家川是怎样调整土地改革的》，新华社，1948年2月28日，见《三个典型》，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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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在这第三种村庄，土地没有恰当地分配。毛赞同将山西崞县的经验作为模范。这个县出现的问题是：在30个左右行政村错划了成分：43户富农家庭被错误定为地主；106户中农家庭被错误地定为富农；31户中农家庭被错误定为地主；51户其他家庭被错误地定为“破落”地主。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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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刘少奇：《平山整党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范例》。最初为新华社1948年2月27日从晋察冀边区发出的无署名报道，见《三个典型》，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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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关于《晋冀鲁豫边区指示》，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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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晋冀鲁豫中央局矫正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1948年4月23日，见陈伯达等编：《关于工商业的政策》，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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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韩丁：《翻身》，第243—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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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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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八章 回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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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1]1927年，共产党被迫放弃了将无产阶级作为主要支持力量的根本政策。在此后的20年里，共产党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增强自己在农村的力量。到1948年，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让共产党突然掌握了大量城镇。共产党必须重新担负起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然而此时它还没有完全做好这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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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城市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20%。尽管如此，这20%的人口几乎掌握了维持一个全国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所需的所有智力、技术和行政资源。此外，城市仍然是国民党的主要力量来源。共产党人的敌人嘲笑他们是“乡下土包子”。外国观察者坚持认为，甚至到1948年底，共产党都不会试图夺取大的沿海城市，因为共产党的领袖足够明智，知道他们无法应对城市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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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毛泽东本人严重怀疑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能力，他也没有把这种疑惑告诉任何人。但他确实在1949年3月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党不能学会如何管理城市并赢得对城市敌人的斗争，将无法巩固政权并最终失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推行土地革命时同样的决心和毅力进行自身的“城市化”改造。事实上，自1945年之后，他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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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党自己的估算，到1948年年中，他们已经控制了586座“城市”。在这里，“城市”这个词是指包括县级城镇在内的所有人口聚集点。[3]共产党控制的大部分较大的城市位于东北，其中包括7个省会（括号中的日期是它们被共产党占领的时间）：哈尔滨（1946年4月28日）、北安、呼伦、齐齐哈尔（1946年）、佳木斯（1945年11月）、丹东（1947年6月10日）、四平街（1948年3月13日）、牡丹江（1946年）、吉林（1948年3月9日）、辽阳（1948年2月）、营口（1948年2月，随后丢失，但于年底之前重新夺回）。到1948年年中共产党控制的其他城市包括河北的石家庄（1947年11月）和河南的洛阳（1948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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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是这些城市中最大的一座，拥有76万人口。[4]苏联军队撤走后，哈尔滨被共产党接管。在1946至1949年期间，哈尔滨为共产党提供了处理城市问题最主要的经验。然而，共产党在城市问题上遇到的第一个现实挑战并不是哈尔滨，而是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当时隶属察哈尔省，由晋察冀边区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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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控制了张家口大约一年多时间——1945年8月底到1946年初。据估计，当时张家口拥有15万至20万人口。张家口并不是唯一一座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后占领的中等城市。威海卫和佳木斯也给共产党带来了同样的管理困难。可能是因为张家口的位置更靠近中国中部，共产党试图将它发展为自己的第二个战时中心。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共产党在张家口取得了怎样的城市管理经验，但仍可以找到一些有关共产党1945-1946年城市政策的可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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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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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以后，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时常会派遣一些记者乘机前往张家口监督国共双方是否执行了停战协议。在接受采访时，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他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他们经常谈到，张家口的经验将帮助他们确定农村干部是否能在城里有效地开展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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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共产党控制城市发生的变化给所有第一次到访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街道上没有乞丐了。人力车夫也大大减少了——和妓女一样，共产党政府鼓励他们寻找新的职业。警察的警棍被没收了，并且被禁止恐吓和殴打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底层劳动者。这些城市给人一种井井有条、管理良好的印象。街道得到定期清扫，在夜晚有良好的照明。建筑物和由市政府拥有和管理的公共汽车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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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来访的人还对共产党打击汉奸的高效率印象深刻。中央政府试图重新占领日本控制的地区，但收效甚微。共产党尽量避免国民党曾经犯过的错误。进入张家口后，共产党立刻逮捕了300名汉奸——他们过去曾积极地配合日本人管理这座城市。包括前市长和秘密警察头子在内的12名汉奸被处以死刑。其他人在获释之前必须参加为期3个月的培训课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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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干部的表现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到1946年3月，共产党在张家口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已经达到了20万。[7]晋察冀边区的报纸担心骄傲自满的情绪会影响一些干部的工作。许多干部似乎不明白，新的革命秩序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和平时期城市重建工作的重要性。该报警告道：“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作人员都必须坚持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的高度纪律性，他必须遵守和服从和平时期城市里的秩序和纪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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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作重心从农村游击战争转移到更平淡但更复杂的城市重建工作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张家口的城市管理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和迅速。部分原因可能是张家口的城市管理机构能被很好地纳入到晋察冀边区已有的行政结构中。共产党接管张家口之后，立刻组建了一个由宋劭文领导的市民管理委员会。宋劭文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一个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同样在张家口刚刚解放不久，晋察冀边区的各个组织的代表就开始筹备在城市中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这些组织包括边区总工会、共青团、学生协会、教师工会，以及农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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