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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天，张家口重开了食品市场。在这里，察哈尔北部的粮食可以与河北中部的布料进行交易。据报道，国民党控制下的北平和天津的商人也赶到这儿购买粮食。[41]在整个边区，乡县集市、庙会、普通市场都重新开放了，这不仅使得张家口和解放区内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了起来，就连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也是如此。往来于各处市场的行路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像纽带一样，将两边市场连接起来，尽管中央政府发布了严格的贸易禁令。[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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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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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资料，评估共产党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时的表现，是件不容易的事。当地官员声称，虽然政府许诺，但并没有增印钞票，而是通过借贷渡过难关。即便如此，由于边区无法完全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对张家口而言，完全不受国民党城市日益严重的通胀的影响，是极为困难的。除了这些外部压力，共产党最初制定的工资政策，对他们也是不利的。因此，实际的情况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在共产党进驻张家口的头6个月里，作为边币基础的小米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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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共产党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措施，以减轻通胀造成的压力以及张家口市民由此遭受的损失。在第一轮工资增长之后，政府似乎试图将工资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在张家口，边区贸易公司和政府食品公司对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控制。此外，成立了大约100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工人和其他人可以向这些合作社寻求帮助，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猖獗的投机活动使通胀更加恶化，合作社有效地遏止了这种行为。[43]恢复工业、贸易和运输的做法同样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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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张家口，共产党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通胀，但似乎能将它控制在可管控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共产党的基本经济政策或许比其他任何因素起的作用都更大。这一政策既立足于农村的非货币经济，也源自于共产党相对保守、强调节俭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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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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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方面，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对妓女、吸毒成瘾者、小偷以及其他“封建残余”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共产党将强迫和说服的手段结合起来。事实上，这种方式与早期延安使用的对付不愿劳动的农村落后分子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44]改造的目的是，使改造对象自己认识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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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头，政府并没有直接禁止卖淫，而是发起了一次宣传运动。政府宣布，所有的妓女，只要她们愿意，都可以自由离开妓院。然而，许多妓女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只是在“长达数月耐心的工作”之后，政府才纠正了她们“长期扭曲的错误思想”。城市的妓女每周都要接受卫生检查，“耐心的工作”就是在检查期间进行的。所有卫生院都会专门设立一个谈天室，共产党会派出女干部，在谈天室和接受检查的妓女谈话，谈话可能单独进行，也可能召集成小组进行。干部会告诉她们，市政府会尽量协助她们返家，并帮她们寻找新的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施加的社会压力，顾客们不敢上门，妓院的生意日益艰难。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有妓女562人，到1946年秋天，当中的463人要么回了家，要么嫁了人，要么从事了其他职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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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吸毒问题，共产党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方法。边区计划让所有原本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粮食，禁烟运动也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至1945年间的一份报告，在察哈尔和晋北，大约有13%的人口，相当于30万人，在吸食鸦片。晋察冀边区的许多城镇都设立了禁烟中心。各类组织，包括青年团、妇女协会、当地报纸，都纷纷进行宣传，向吸食者说明鸦片的危害。吸食者会被劝说，或者强迫进入禁烟中心，在那里，他们会被组织成许多小规模的“互助小组”。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互助小组由已经成功戒烟的人担任领导。共产党声称，这些禁烟中心成效显著，许多吸食者都成功地戒掉了烟瘾。第二个阶段是康复期，此后，政府会鼓励已经戒烟的人继续耕种土地或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到1946年夏天，张家口政府宣布，反鸦片运动取得了成功。在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及山西地区，这一运动帮助1/3的吸食者戒除了烟瘾，并恢复了正常生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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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边区许多小的城镇，包括张家口，开始进行监狱改革。张家口监狱管理人员声称，50名小偷已经洗心革面，他们出狱之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共产党从城市撤退时，另一批小偷正在接受改造。在宣化，政府宣称，对150名犯人的改造收效良好，不到刑期结束，就可以释放他们了。其中，许多犯人是鸦片吸食者。据称，他们出狱时已经戒除烟瘾了。对于普通犯人，改革包括：给他们以人道主义对待、对监狱工厂的额外劳动发放津贴、进行政治教育、在小组讨论会中自我批评。这些犯人出狱后，政府同样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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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元才（音）或许是张家口改造最成功的犯人，人们管他叫“小山东”。5月，他被任命为市监狱的看守。7岁时，楚就成了孤儿，他先是乞讨，后来开始偷盗。到14岁上，楚的经历已经十分丰富了，他抽过大烟，在大连蹲过号子。日据期间，楚流浪到了张家口，并在这里待了下来。接管城市后不久，共产党就开始整顿秩序，大搜大查，楚和另一些混子一起被捕了。新政府给他判了一年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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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楚并不感兴趣，关于“新民主主义”，他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人告诉他，可以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这种善待，楚的回应是积极的。他告诉记者，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犯人可以在自己中间选出模范工人，并给他们机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最后和城里其他劳动模范一起，当着公众的面，站在台上，接受奖励。他决心让自己也成为一名模范工人。最终，他如愿以偿，被狱友选作工作小组的组长。1946年的春天，在刑满之前几个月，楚被释放了。楚请求政府帮自己找份工作，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一名监狱看守。他成功改造的事迹被当作典范广泛宣传，以鼓励其他犯人效仿。楚的故事似乎表明，即使是最落后的人，新政权也能他们重获新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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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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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管理工作，我们的描述或许是极不完整的，但仍然可以看出，在指导思想上，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具有浓厚的农村倾向。共产党给张家口经济设定的目标是，让它成为更大的晋察冀边区生产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一生产运动强调农业和轻工业要超过重工业。其目的是，在中央政府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以及战时环境下，实现基本程度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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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将张家口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为时尚早。共产党显然对中央军队1946年的攻势估计不足。对于张家口，共产党是用心经营的。在那些被认为不能长期固守的城镇，共产党通常只是搜集战争物资，不会着力发展当地的商业和工业。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一般会拆掉所有的机械设备，将它们运到更加安全的地区，加强那里的经济和生产。我们在第六章提到过这样的例子，在东北农村，共产党军队运走了当地诊所的设备，当然，他们没有侵犯农民的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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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党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城镇后，运走当地设备最终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但这种习惯养成于长年的游击战争，难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共产党越来越有能力保持自己的胜利，因此，他们开始注意，在占领城市的同时，要对工商企业进行保护。所有文职和军事人员都被告知，一旦进城，就要放弃他们的“游击思想”。[48]随着战局的发展，在所有的地方，共产党开始实行在张家口采取的城市政策，保护私人财产、促进贸易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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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共产党自己也提到了他们在张家口的过分自信。[49]这一言论的直接来源尚不清楚。共产党承认，把张家口发展成第二个战时中心的决定，就当时而言，在战略上是不成熟的。另一个错误是，新的市政府似乎总想照顾所有人的利益。随后的变化表明，主要的问题或许包括：税收激励计划、公共部门的扩张、相对高的工资水平、采用8小时工作制。在1946年，包括张家口在内的许多地区都采取了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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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边区政府都采取了有利于促进贸易和工业生产的税收办法。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实施人们预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税收政策。根据晋察冀边区1946年推出的税收法规，能免除所有税收的企业只包括：提供某种原材料的公有企业、生产农具和打印机的企业、非营利性质的慈善事业。共产党采取渐进的税收方式，数额从企业纯利润的2.5%到最高33%。共产党的分级所得税只对最穷的人免税，他们的收入大约为民众总收入的10%至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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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提到的，1946年春天，张家口首次对公私企业的所有权进行了调整。解放区的其他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5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布，将华北最大的两个煤矿——峰峰煤矿和焦作煤矿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在同一时期，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其他6个煤矿、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工具厂，也被交到私人手中。[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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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热河政府发布了旨在促进公私矿业发展的临时条例，热河省以富含金、银、煤等矿藏著称。条例规定，日据期间被日本人强占的私人矿产，必须归还原主。租给日本人的私人矿产，在租约到期后，也要交还原主。另外，所有日伪人员拥有或经营的矿产将收归政府管理。同时，热河政府还鼓励私营企业家租赁和经营矿产。[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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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所有边区政府都公开鼓励商人和企业家投资各行各业，并给予他们贷款和其他支持。例如，1946年5月，一家私有银行——瑞华（音）银行，在邯郸市大张旗鼓地开业了。另一个广泛宣传的事例是王英古（音）。据称，在他两次反抗甘肃的国民党当局后，他的两家化工厂都给没收了。最终，在1945年秋天，他逃到河北南部，并在此处开办了新工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办理了低息贷款，并把由各乡各镇“收集”到的零件设备免费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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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五一”劳动节，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党想要减轻私人资本的疑虑。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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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资本是重建解放区的一股必不可少的力量。在国内外垄断资本的沉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的成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双方也都是有益。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工会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过高的要求。并做到节约原料、加强纪律、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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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篇社论所指出，在吸引私人资本和促进经济发展上，工人的合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据延安广播电台报道，在华北和华中解放区，超过80万经工会组织的工人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大会，表示支持加快经济重建。他们承诺与资本家合作，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让企业主能赚取一定利润。朱德在延安的一次工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的任务是和资本家同心协力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得到改善，资本家也才能赢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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