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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对这一工资政策进行了大力宣传，并通过了《关于执行战时工资标准的临时方法》的决议。该决议要求采用累进计件工资制和以累进工资水平为基础的奖励制度。决议还要求，以实物价值计算工人工资，以抵消通胀对工人的影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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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当地干部和党员反对计件工资制。他们最大的疑虑是，在一个即使目前还不是，但至少在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实行这样的工资制度是否合适。正如过高的工资水平会让工人们发展出一种“经济观点”，干部们担心这种工资制度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他们还担心，实得工资的差异会造成工人内部的冲突和矛盾。此外，计件工资制的可操作性也受到了质疑。许多人怀疑这种工资制度是否能够实行，因为对个体劳动者产量进行统计的只有少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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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们态度冷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普遍缺乏技术知识。对他们来说，这种工资制度是复杂和陌生的。在哈尔滨的一些工厂，由于缺乏经验和足够的统计资料，工会干部和管理人员无法确定正确的生产标准。结果，生产标准常常被设定在不适当的水平上，要么过高，要么过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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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疑虑和相关问题，哈尔滨两家主要报纸——《哈尔滨日报》和《东北日报》，于1948年上半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社论，详细介绍了一些成功采用计件工资制的工厂的经验。确保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计件工资制的使用必须采取逐厂处理的原则。各个地方的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会有所不同。这些标准只能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然而，这些文章介绍的经验过于复杂，似乎是加深，而不是减轻了干部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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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家造船厂从1946年11月开始采用新的奖励制度。到1948年春天，所有生产一线的工人，都按照这一制度计算工资。为实行新的工资制度，需要组建以下部门：生产标准部、统计部、生产相关事项部。这些部门都由劳动事务总部管理。船厂的每个分部（木工、金属铸造、电气等部门）都设有一个小组，这些小组和生产标准部门直接联系，负责调查和确定生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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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劳动事务总部把生产项目的总体计划和设计发给船厂的每个分部。然后由分部对计划进行分拆，分配给下属的车间。车间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对完成分配任务所需的时间、技术、原材料等，进行具体预估。预估的结果上交给生产标准部门及其下属的调查、评估和最终验收小组。在生产资料发放到各车间，生产开始之前，管理人员必须让工人了解他们每月，甚至每小时的生产任务以及生产标准。同时，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允许工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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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种工资制度还需要一个多层的检查制度：（1）在最基层的工作小组和车间里，工人们自己进行相互检查；（2）船厂派遣专家对某个部门进行检查；（3）劳动事务总部派遣专家进行检查；（4）订单方或出资方派人检查。[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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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有多种叫法，例如“劳动竞争运动”“模范工人运动”“大生产运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常规和物质奖励促使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劳动竞赛的方法也是来自于苏联。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内战之前，共产党就曾使用这种办法促进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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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工厂里，这些运动通常是和计件工资制联系在一起的，若要顺利进行，还需要一个同样复杂的管理结构。事实上，正是因为采取了计件工资制和劳动竞赛，才有越来越多企业实行计划性生产。而工厂的计划性生产恰恰是迈向计划经济的第一步。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安东市一家纺织厂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指出，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工人和管理人员了解怎样制订和完成生产计划。[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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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时期共产党劳工改革的其他内容，工人们并不热心。一家机器制造厂在1947年9月开展了模范工人运动，只有10%的工人愿意参加。在大多数人那里，要么不感兴趣，要么拿它开玩笑。但到了10月底，工人的热情开始高涨，最终大约70%的工人报名参加。产量在逐渐增加，生产计划时常能超额完成，这就为工厂采用计件工资制创造了条件。这个工厂规定，所有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目标（数量、质量、生产时间、节约等方面）的工人，都将按累进计件的方式给他们增加工资。工人超额完成的越多，工资的增量也越多。具体来说，如果超过生产计划5%，工资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如果超过生产计划70%或更多，工资将增加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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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资：工资水平 为了确定基本工资水平，中国共产党借鉴了苏联的做法，根据工人的技能和经验，将工资分为七级。在东北，政府将普通体力劳动者工资分为七级，一级的报酬为每小时11.5元，最高的七级为每小时36.5元。技术人员和职员被划分为十五级，一级工人每月工资3500元，十五级工人每月1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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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他们做的工作同样给分为七级。例如，在刚刚提到的造船厂，经过计算，对于浇铸车间的一个给定人数的小组，铸好一只给定重量的铁锚，标准工作时间总计为480个工时。该小组工人的工资水平被定为三级，即每小时16.70元。如该小组工人能在标准时间之前完成任务，或在工作中提出改进方法，厂里会给他们增加工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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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工人参与 如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政策一样，我们很难猜测共产党劳工改革运动及其实施手段的真实意图。一位作家指出，在任何一个工厂中，制定工资标准绝不仅仅是决定工人及其工作的级别和水平。对工人而言，这一过程本身是“一种群众运动”，能把他们发动起来，并让他们形成一种相互批评的精神。[73]毫无疑问，这正是工资改革及其具体实行措施的一个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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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状况下，在落实新的工资制度之前，会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这意味着向工人解释新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以确定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反对这一制度。一般来说，对干部的要求是，在向工人解释新工资制度的具体细节之前，消除他们最主要的疑虑。一旦一家工厂确定了工资标准，工会将把它们交给普通工人核议。以往的经验证明，如果在大型群众大会上讨论这一问题，必定无法得出统一结论。因此，工人应分成小组谈论，这能让他们自由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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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有何等技能和经验，又该被划为哪个级别和水平，工人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对每个工人的自我评价，小组成员将进行合议，决定是否通过。在评议过程中，小组长首先挑选的，往往是表现中等的工人。这样，其他人是更好或更糟，就会一目了然，错误也会减到最小。小组评估的结果将移交给工会复核。由最高层级的工资评估委员会给出最后意见。事实上，这一程序能有效消除工人的疑虑，并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的主体性。[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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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纪律 政府承认，工人，特别是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偏低，达不到政府之前提出的目标，即保证两个人的基本生活。1948年春天，物价持续上涨。政府不得不制订粮食配给计划，向工厂提供粮食，工人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分配给厂里的粮食。以上面提到的机器制造工厂为例，体力工人每月可购买16公斤限价粮，非体力工人为12公斤。除了这一基本配额之外，每个工人还能为没有工作的亲属购买9公斤限价粮，主要是超过50岁的父母和不满16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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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然，工人并不情愿实得工资被大幅削减。以一家大豆加工厂为例，工会干部不得不通过小组讨论给工人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一旦工厂倒闭，他们将立刻失业。最终，工人不仅同意降低工资——减少的部分由政府提供便宜的食物和燃料补偿，放弃年终奖，还答应改善工作习惯。为了确保这一协议的实行，工人们自己组建了生产监督委员会。此外，工人还成立了许多小组，开展劳动竞赛和保持劳动纪律。到1948年夏天，和上一年秋天相比，该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产量却增长了30%。因此，企业主进行了必要的维修，新增了机器设备，并且多招了50名工人。在这家工厂，只是当所有这些变化都完成之后，才引入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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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办法被用来解决吉林8家小型私营钢铁企业出现的问题。这些小企业主要制造锄头、镰刀、斧头等农具。在这个例子中，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首先向劳资双方解释了政府的商业和劳工政策，然后分别与双方进行谈判，进行调解。工人最终同意，过高的工资要求是不合理的。管理方代表则表示，工人应得到略高于公有企业的薪酬，因为公有企业的工人能享受包括工厂宿舍在内的许多额外福利。因此，最终的协议结果是，工人的工资应高于公有钢铁企业工人的水平，但高出的部分不得超过公有钢铁企业工资的10%。每月的额定工作时间被定为25天，而不是通常的26天。协议的其他内容包括：工人的工资应以发薪日当天的粮食价格计算；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制度；在生产淡季解雇工人以及旺季增加工资的协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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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一家有轨电车制造企业则面临着另外的问题。在这家工厂里，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工人几乎拿相同的工资。一些学徒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熟练技工。在5月的工人代表大会之后，该厂立刻组织工人进行小组讨论，评估工厂的情况，研究改革是否可行。工人们直接表示，他们反对改革。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评估和研究，大多数工人终于同意，体力工人和熟练技术人员拿同样多的工资是不合理的。学徒和熟练技工的收入也应该有所区别。在确定工资级别时，主要的依据应是工作技能和生产效率，而不是政治观点。[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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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劳工改革也直接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一些私营企业主开始利用运动中的反“左”倾政策，不惜牺牲工人的利益，为自己捞取好处。因此，有必要提醒当地干部，在改革过程中，要同时注意对“左”倾和右倾两个方面的错误做法进行斗争。对于前者，要求干部们“劝说、引导，或者命令”资本家和企业家尊重解放区的法律和政策。在哈尔滨，对私营的兴源被服厂，共产党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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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源被服厂一开始只是一家自给自足的小工厂，后来逐渐发展为哈尔滨最大的服装生产商之一。几乎所有工人都参加了劳动竞赛，不仅如此，政府还向企业提供资助和低价公粮。利润增加了，但企业主不仅没有与工人分享增加的收益，反而降低了伙食标准。就此，工人们多次提出抗议。对于工人的要求，厂主只是口头应诺，却从未真正兑现。一些工人放弃了努力。但在工会的领导下，剩下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始拆除工厂的设备，包括一些废弃设备。工人的目的是自己进行生产。到了这时，企业主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作价365万元，把工厂卖给全体工人。最终，工人从政府那儿贷款250万元，自己集资一部分，买下了工厂。[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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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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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过去几个月的劳工改革经验得到了总结和规范，并被写进了大会决议，以便在整个解放区进行推广。会议在哈尔滨举行，从1948年8月1日开到当月22日，共有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50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最初，只打算在春季和夏季召开“边区全体职工代表大会”，由各地基层职工代表在当地进行规模较小的会议。但在召开之前，会议的名字突然给更改了，会议的任务也大大扩展了。这么做是为了继承中国工人运动的传统，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前五次工人大会召开时，中国的工人运动曾达到高潮。[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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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不仅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明确了国统区和解放区工人运动的不同任务，还宣布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成立。1948年，中华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为全国总工会制定了一整套新的章程，并选出了工会新执行委员会的委员。[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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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针对解放区的决议而言，它的对象既包括管理人员，也包括工人。关于前者的政策，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对于工人，大会采取的政策与1948年2月党关于土地改革的决定十分相似。工人政策似乎是“左”倾主义和试图克服这一倾向的折中和妥协的结果。大会承认，决议中的许多办法是临时性质的，许多具体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但大会的召开，的确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大会对1945年至1947年工人运动的早期经验以及“过分自信导致的错误”，进行了充分评估。新的工人政策更加注重生产，它的主要目的是尽快赢得全面和最后的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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