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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590 哈尔滨、吉林以及安东的干部同样受到了批评,他们没有系统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无论是组织工作,还是教育工作,他们都停留在街道的水平上。[132]最初,解放区城市的行政结构分为三层:市、区、街道。1949年6月22日,天津市对这种城市管理方法提出批评,并正式废除了这一系统。新华社的社论也指出,这种行政结构是试图将农村的县、区、村三级政治结构照搬到城市中来。在农村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分布是分散的,不像城市那样集中。因此,区和街道政府无法有效地管理城市的工厂、银行、学校和其他机构。这种政治权力的分散造成了许多城市的“无政府状态”,致使市政府无法有效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因此,社论认为,城市政府应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具体政策应由市政府各个部门直接实施。[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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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592 在天津,召开了一次由市、区、街道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取消了区和街道一级的政治机构。市政府秘书对与会干部的缺乏纪律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区和街道的政治工作过于冗繁。这些机构取消之后,原来由它们处理的所有教育、宣传、文化、组织、公众卫生、治安、户口登记、工商业和合作社的管理,都集中交由市政府下属的各局管理。[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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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594 在党正式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之后,立刻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这一声明使党在农村的许多领导和干部——尤其是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北方城市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135]——明显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已经无须再做任何农村工作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希望到城镇去,并且留在那里。有时,大批干部集中到一个甚至没有多少工业、毫不重要的小镇子,而周围的村庄还有许多土匪、残余地主势力在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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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596 当林彪的部队到达华中时,这一问题变得愈发明显了,终于引起了共产党的重视。共产党提醒各地的负责人,只有彻底完成农村的改革之后,城市才能“领导”农村。林彪在《华中局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在东北和华北,土地改革已经顺利完成,农村地区普遍成立了人民政府,这为共产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些任务尚未完成的其他地方,当地政府决不能忽视农村工作。林彪认为,当前在华中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农村。“党的所有组织、宣传、教育和政府工作必须围绕这个重心,”林写道,“党的目标并不是留在城市,而是坚定地以农村为中心。”[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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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598 尽管缺乏城市管理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最基本的城市问题。和南京政府不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合理、有效、部分借鉴苏联经验的工人政策。该政策主要依靠社会风气、树立典型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条款,以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但并不赞同工人提出的可能严重影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要求。共产党试图利用民营企业家的经验和资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工人政策消除民营企业家的疑虑。这一努力始终没有完全成功过。但在1950年初,高岗自豪地宣称,在东北的第一年,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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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00 根据高岗的说法,政府为所有公有企业制定了生产计划。所有重要行业都超额完成了规定的生产计划,尽管这些行业的平均产量只相当于1943年(当时还是日占时期)的1/3左右。这些行业包括钢铁、铜、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同时完成的还有铁路运输计划。没有完成生产计划的行业包括农业、棉纺、织布、造纸这类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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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02 私营企业同样得到了恢复。高岗声称,从1949年6月至12月,沈阳私营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3%,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工人增加了18%。1948年,在东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物价上涨了8倍,但在1949年,上涨的幅度仅为80%。由于物价的稳定,劳动保险制度以及工人医疗福利制度的建立,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地减轻了。1948年,农业总产量的23%上交给了政府,到194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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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04 高岗这样总结了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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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06 过去的一年已经证明了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和革命战争……也能够领导人民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管理好经济建设工作。这项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它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代化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全新的、困难的事情。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已经从战争和土地改革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党已经培养并派遣了数千名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已经取得了管理经济和城市的书本知识,现在,他们正在实践中学习。他们现在处于认识新事物的第一个阶段,他们正开始能够做他们过去所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和打仗,现在,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学习并学会经济建设这项新工作。[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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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08 中国共产党1949年城市政策的许多内容,后来(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要么被取消,要么经历了修改。但共产党城市政策最根本的概念“城市领导农村”,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没有发生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视城市发展而忽视农村,成了刘少奇众多罪名中的一项。“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反“城市暴政”的思潮,许多中国人对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点表示厌恶。一位官员甚至对外国游客说“我们正试图将农村城市化,让城市田园化”。[138]这恰恰是一个共产党人在1949年认为“诱人但无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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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10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63页(第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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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12 [2]据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他的上海同事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持类似观点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经济学家陈翰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美国驻北平总领事(他引用的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传言)。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中国远东卷),第46—47、161、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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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14 [3]《解放区两年发展统计》,载于新华社编《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第49—50页。想要总览1946年7月到1947年底这段时间内攻取和丢失的城市,见《1948年手册》甲卷,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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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16 [4]除了大城市,很难找到20世纪40年代的人口统计。以下是194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占据的绝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数据(包括1946年失守的威海卫)。原始资料来自:(1)《东方年鉴》,1942年,第508页;(2)《中国手册》,1950年,页码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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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18      安东  (1)      315242        佳木斯  (1)      128667        哈尔滨  (1)      661984        哈尔滨  (2),17      760000        呼伦  (1)      39877        吉林  (1)      173624        辽阳  (1)      100165        牡丹江  (1)      179217        石家庄  (2),46      217327        四平街  (1)      68418        齐齐哈尔  (1)      133495        威海卫  (2),60      222247        营口  (1)      180871   [5]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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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20 [6]《繁荣、和平:张家口在共产党占领后》,见《中国周报》,1946年3月30日,第102页;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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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22 [7]《中国周报》,1946年3月30日,第102页。引自张家口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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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24 [8]张家口《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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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26 [9]《天津导报》(亲共报纸),194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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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28 [10]保甲系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地方组织和控制制度。国民党重新启用了这种制度,而日本人发展了这一制度。在日本统治下,十户家庭组成一个“排”,十个排组成一个“甲”,十个甲组成一个“保”。见弗兰茨·舒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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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30 [11]肖明:《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的报告》,见《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第11页。肖是张家口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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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32 [12]新华社北平电,194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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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34 [13]第七章曾探讨过这个话题,1946年5月4日土改指示在第八条中对城乡情况进行了区分(参见此处)。冀鲁豫党委指示号召对地主在乡下所有的工商业企业进行清算和合作管理(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任弼时(参见此处)指出了瓜分农村商业资产的自杀性后果。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的第112—113页提到县镇中对地主所有工商业财产的没收。柯鲁克夫妇(《十里店》,第138—143页)和韩丁(《翻身》,第154—155页)还提到了土改后在村一级合作管理企业。关于城市清算的更多内容列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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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36 [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3页(第678—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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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0638 [1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87页(第1080—1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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