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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杨贵昌：《城乡关系问题》，第13、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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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364—365页（第1424—1439页，原文：今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兼顾公有企业生产、私营企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的工作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治机关的建设，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要围绕工业生产这个核心任务进行。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业生产、商业以及银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4日；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城市政策》，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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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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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杨贵昌，第35—36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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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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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东北职工总会：《关于工会费的决议》，1949年1月9日，来自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大决议》，第55—57页。工会成员将拿出每月总收入的1%作为工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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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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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把我们在城市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适应城市的特点》，1949年6月22日，见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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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新华社：《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变更区街组织形式》，1949年6月22日，出处同上，第49—50页。每个区设区办公室，办公室有七八个成员，负责协助贯彻市政府的决定和报告当地情况。市公安局的各区分局和它们管辖的272个派出所负责维持公共治安和进行户口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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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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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转引自杨贵昌，第20—22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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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高岗：《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第6页。这是高岗在第一届东北党代会上所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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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引自迈克尔·弗洛里克：《北京大学访问记：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时代周刊》，1971年10月24日，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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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九章 一个新的开始：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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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国民党从日本人那里接管中国城市作为开始，因此以评价共产党从国民党处接收同样的城市的研究作为结束也属情理之中了。不管中国市民是多么怨声载道，城市是可以给予政府支持的最后的堡垒。它们不是通过内部大众起义落入共产党之手，而是被攻进城来的共产党军队占领。农村士兵让市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庐山真面目。关于共产党，在过去二十年里，各不相同的说法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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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他们的态度是否会像国民党回归时一样，迅速变成不满，取决于这些农民士兵和紧随他们之后进入城市的、经验不多的行政干部的表现。共产党在短短一年间控制了中国大陆的所有主要城市中心后，最需要的就是城市居民的支持。而这个群体难免会做出比较。如果他们产生了敌对心理，对共产党构成的直接危险远大于四年前的国民党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初来乍到，作为人们认可的中国合法政府受到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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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6年，引起公众最激烈批评的问题是：政府不情愿惩罚汉奸；文武职人员的贪赃枉法和纪律松弛；未能在突然来临的接收时期实行有效的经济和金融措施；从腹地回归的人员普遍对他们留在日占区的同胞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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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共产党不但充分意识到中国城市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它所代表的理论挑战，也对那里等待他们的主要陷阱心知肚明。以上提到的诸方面，除了第一点（公众没有类似的惩办战败国民党政权成员的要求）以外，共产党都积极地——假如不总是完全成功地——避免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犯下的错误。然而，就像他们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这个成就得来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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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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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半年共产党接管东北的城市和城镇，这一过程显示了曾经让国民党声名受损的缺点，共产党的干部和士兵也未能幸免。根据共产党自己的叙述，他们的军队也有相当的夺取财产行为，特别是在接管四平、吉林和鞍山的时候。而且，很多跟随部队的人员——属于医疗、卫生、后勤和通讯部门的人员，接管了工商业财产，拆除了工厂设备，运走了机器和原材料，损坏了很多设备。在一些地方，接管人员甚至卸下铁路轨道，把铁轨当成废铁，把枕木当成柴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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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所作所为，或多或少地与由来已久的游击做法相一致，即：在不能永久占领的地区，把物资以“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从那里运出来，这一做法本来适用于“军用”物品和“敌人财产”。这一习惯在1948年得到延续意味着，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拥有或管理的城市国营企业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家控制的主要产业，作为“敌人财产”受到最严重的破坏。以下两类个人拥有的工商企业也成了目标，即：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个人；或与国民党有关的，比如为军队提供临时住所照顾伤员或诸如此类的个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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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战斗结束后迁入的民用机构，它们只关心自己部门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扰乱了商业和价格。城市穷人趁着战斗进行偷窃和抢劫。农民进入城市，夺取村里地主在城市的土地。接收部队并不保卫财产，而是允许人们为所欲为。[3]1948年上半年，所有被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东北城市，除了“少数几个”，都传出消息，报道了这样的违反官方政策的事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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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评价，作战部队的纪律很差。他们，他们的支持部门以及后方的文职人员，都没有受到充分地约束，让他们遵守党的保护城市的政策。文武职人员依旧将占领城市看成是暂时性的事务。他们依然不明白新的局势出现了，赋予城市新的作用和重要性。1948年6月10日，中共东北局发表指示，意图就是改变这种状态。在第二年，进入中国城市和城镇的每支部队，司令员都要颁布公告，公告中均包含了相似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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