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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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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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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时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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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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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68页（第1255页）；以及毛泽东等人：《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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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见毛泽东等人《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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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948年4月，中共晋冀鲁豫局发布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规定所有工商业——包括地主和富农在城乡所有的工商业——将受到保护，免受清算、没收和分配。见韩丁：《翻身》，第404—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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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关于工商业政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03页（第1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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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可参见陈伯达等人编的《工商业：1949年手册》甲卷，第65—66页；还可参见第九章中讨论的各种军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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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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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948年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形成了华北解放区。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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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948年5月17日—6月27日召开会议，有320人参加了会议，包括工会代表、公营企业管理人员、合作制企业代表以及36名私企代表。这里概括列出的一些关键问题是参看了下列文献后的结论：《新工商政策》，第31—32、105—112页；毛泽东等人《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第55—62页；《工商业：1949年手册》甲，第66—68页；以及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8月11日、15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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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948年9月3日—19日召开会议。会议召集人为戎子和与吴波，他们分别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正副部长。差不多有80人参加会议，这些人包括了行政局和财政部的负责人以及华北税务局的局长。通过的决议是关于酒和烟草税，粮食采购，军事劳务系统，累进农业税的修改以及征收工商税的。本次会议还拟定了1949年华北解放区的预算草案。见《华北解放区财政会议讨论农工商业税则》，来自《新工商政策》，第33—34页；以及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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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工商业：1949年手册》，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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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吉林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几个问题》，载于《东北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4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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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许涤新：《论城市的社会改革》，1948年8月9日，选自他的《中国经济的道路》，第307—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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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李立三：《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载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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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华商报资料室编：《解放区贸易须知》，第36—43页。山东和华北解放区早先的外贸规定亦载于《新工商政策》，第3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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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现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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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列宁在特别提到“泰罗制”的时候写道：“社会主义能不能建设起来，恰恰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行政体制与最新的资本主义的成就结合起来。”见列宁：《苏维埃政府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载于《列宁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5年）第27卷，第259页。“泰罗制”由弗瑞德里克·泰罗发展起来，在20世纪初赢得了国际知名度。泰罗系统最广为人知的是在工作机构中用科学的方法实现高效生产——而基本上不考虑机构中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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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引用自《新工商政策》，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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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引用自《新工商政策》，第107—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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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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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苏联的驻扎是依据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补充协定。《长春铁路协定》让中国“东满”和“南满”的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规定苏联人担当合营系统（也被称为“中长路”）的经理。见罗伯特·C．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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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欲了解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曾采用过责任制而又最终否定之的讨论，见舒曼：《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第24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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