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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经允许不得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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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占民房和店铺，不扰乱剧院等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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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任务不外出，外出之前要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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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在街上乱驾马车乱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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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在街上吃东西，不在街上手拉手走，不挤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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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买卖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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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持营房整洁，不随地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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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许算命、赌博和嫖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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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许贪污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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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在墙上乱涂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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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1945年实行了相似的规定，国民党政府将会避免很多由接收引起的批评。恰恰相反，国民党回到上海，然后来到北平、天津，再入东北，从来都不曾改正接收人员犯下的哪怕是最招致恶评的劣行。他们在东北各城市的行为更是无法无天。相比之下，共产党，一开始似乎也犯下了与1945年的国民党同样的错误，但是都在造成严重损失之前纠正了过来。所以当共产党军队从相对不为人知的东北出现在众所瞩目的天津、北平、南京和上海时，这些城市见证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士兵奇观，他们连过路人出于好意递上的一支烟都会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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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决定离开济南的、不那么同情共产党的中学教师承认，在接管城市之时和之后，纪律维持得很好。公众可以向长官举报一切违纪行为，两名士兵被处决。在作战部队主力从城里撤出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平民打劫的事件，但是秩序很快恢复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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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另一位不同情共产党的观察者同样评论了接管人员的良好表现。他写道，大多数政工干部举止“谦虚朴实”。武装军队的纪律如此严明，从不恃武力夺取物品，借物必还。结果是，人们对他们既不恨也不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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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甚至反共的外国人都被感动了。那里，像别处一样，士兵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食物和其他物件。后勤人员用背驮的方式将器材运进城而不征用民用车辆。保守的美国报纸《大美晚报》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堪称典范”。编辑伦德尔·古德，注意到他们努力地将撤退国民党人员征用过又丢弃的车辆归还给失主。他写道，这些努力让他想起四年前的情形：归来的国民党官员争夺日本汽车供自己所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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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勾起过往回忆的事件里，一辆人民解放军的车撞死了一名同济大学学生。日期是6月3日，仅仅在解放上海的一星期后。就像上面所说，这样的事件，特别是涉及美国军事车辆的，激起了相当的公众不满。新的行政部门迫切地想避免有损形象的比较，于是司机被处以死刑。该判决后来为了回应公众对司机的同情而轻判。这名司机最近刚从国民党军队来到人民解放军。但是该案例成为城市所有军队集中学习的对象。所有司机被重新分类，更严格的标准出台了。重型车辆除了有绝对需要禁止进城，所有军队车辆被命令行驶速度不超过每小时15英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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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事件也标志着，在上海，旧的秩序从那个夏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那就是向警察部门灌输纪律。根据党的政策，没有因为严重反革命活动获罪的官员和警员，如果希望留在原部门，将被获准。但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习惯必须有所改变。在8月，几个派出所和公安局的成员碰头来处理个案，有的时候还有居民点的居民参加。比如，对江湾派出所的两个警察进行了惩罚。在8月5日的地区会议上，他们承认接收了三辆无证自行车车主们的贿赂，因此受到处分。更严重的是陈鹏飞和李国华的违纪行为。在8月18日的卢湾派出所的警官和警员会议上，前者承认养情妇和保护妓女，后者承认他曾在执勤时“调戏妇女”。陈被移交法庭审理，李被撤职，两人都被要求在群众会议上当众道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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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事件，在上海的美国人对共产党接收人员行为的最初反应是“很有好感”。[15]从整体看，中国公众的反应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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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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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城市没有发动起义、向共产党投降的内应，共产党的地下干部却能组织起人们，特别是工人和学生，拥护接收。当下的目标是保护工业、通讯、公用设施和学术机构在接收期免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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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来自多个方面。除了刚刚引用的事例，它们还包括撤退国民党的破坏和工人自己的趁火打劫。后者倾向于这么看待他们的行为：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他们理所当然要从战利品中分杯羹。在沈阳、鞍山、抚顺和本溪，“交出机器和原材料运动”于1949年1月和2月，在矿工和产业工人当中发起。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工人经劝说上缴了1000多件他们“藏起来”的机器和设备。抚顺煤矿开采管理局和沈阳化工厂的雇员同样参与了该运动。鞍山工人在三个星期内上缴了21万件物品，其中包括镇里发电机的零部件。工人的“捐赠”据说将重新恢复电力供应的时间至少缩短了一个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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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卫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似乎已经成为共产党接收政策的一个普遍特征。1945年，张家口组织了护厂队。即使在发生剧烈动荡的吉林，据报道至少有两家企业的工人日夜站岗保护工厂的设施和储备物资。[17]当共产党军队向南迁移的时候，这项运动的准备工作似乎变得更系统了。这或许说明共产党在未解放的天津、北平、上海地下组织更为广泛；还说明当共产党的胜算变得很大时，民众出于从众效应转而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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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华北最大的造纸厂——华一造纸厂1000名员工中的300名与人民解放军并肩工作，保护工厂。战斗在附近蔓延，工人留在造纸厂中保卫机器、仓库和供水系统。中央机器厂天津分厂和华北钢铁厂，两者都与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这些工厂的工人组织起小组，夜以继日地站岗看护工厂设施。天津汽车维修厂和天津大多数公用事业的工人也同这样做。这据说是共产党军队进城后，电力、电话、电车、水和邮政能够马上恢复的一个原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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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于1949年5月解放。在此之前差不多一年，已经开始拟定护厂运动的计划了。在1948年8月第六次全中国劳动大会上，一名代表（他是上海地下工作者）发誓在解放后，该城市所有的工厂和仓库将完整地移交给人民，公用事业将尽快恢复。[19]在淮海战役（1948年11月5日到1949年1月10日）之后，认真的准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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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末，共产党开始为接收国家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28个附属部门进行准备工作。解放区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席叶渚沛通过广播向他的前同事发出指示，建议他们待在他们的岗位上，并向他们保证解放后他们的位置和薪水不变。他还警告毁坏委员会的设施是不可容忍的，并对接收时期的计划做了大致概括。一份上海报纸在2月初报道当地资源委员会所辖的机构和公司原原本本地遵循了叶的指示。雇员已经大量储备了粮食，准备了员工的名单，清理了仓库（这样雇员就可以将他们的所有物寄存在那里妥善保管），并组织了护厂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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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法国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基层党组织传阅着署名楚群新的一封信，他是公司的一名劳动者领袖，已逃到了解放区。信件的复本分发到每个雇员手上，要求他们在共产党占领城市的时候保卫公司的设施。基层党组织还在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入上海的日子，组织了一支护厂队，负责公司内外的警备工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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