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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勾起过往回忆的事件里，一辆人民解放军的车撞死了一名同济大学学生。日期是6月3日，仅仅在解放上海的一星期后。就像上面所说，这样的事件，特别是涉及美国军事车辆的，激起了相当的公众不满。新的行政部门迫切地想避免有损形象的比较，于是司机被处以死刑。该判决后来为了回应公众对司机的同情而轻判。这名司机最近刚从国民党军队来到人民解放军。但是该案例成为城市所有军队集中学习的对象。所有司机被重新分类，更严格的标准出台了。重型车辆除了有绝对需要禁止进城，所有军队车辆被命令行驶速度不超过每小时15英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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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事件也标志着，在上海，旧的秩序从那个夏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那就是向警察部门灌输纪律。根据党的政策，没有因为严重反革命活动获罪的官员和警员，如果希望留在原部门，将被获准。但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习惯必须有所改变。在8月，几个派出所和公安局的成员碰头来处理个案，有的时候还有居民点的居民参加。比如，对江湾派出所的两个警察进行了惩罚。在8月5日的地区会议上，他们承认接收了三辆无证自行车车主们的贿赂，因此受到处分。更严重的是陈鹏飞和李国华的违纪行为。在8月18日的卢湾派出所的警官和警员会议上，前者承认养情妇和保护妓女，后者承认他曾在执勤时“调戏妇女”。陈被移交法庭审理，李被撤职，两人都被要求在群众会议上当众道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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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事件，在上海的美国人对共产党接收人员行为的最初反应是“很有好感”。[15]从整体看，中国公众的反应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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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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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城市没有发动起义、向共产党投降的内应，共产党的地下干部却能组织起人们，特别是工人和学生，拥护接收。当下的目标是保护工业、通讯、公用设施和学术机构在接收期免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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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来自多个方面。除了刚刚引用的事例，它们还包括撤退国民党的破坏和工人自己的趁火打劫。后者倾向于这么看待他们的行为：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他们理所当然要从战利品中分杯羹。在沈阳、鞍山、抚顺和本溪，“交出机器和原材料运动”于1949年1月和2月，在矿工和产业工人当中发起。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工人经劝说上缴了1000多件他们“藏起来”的机器和设备。抚顺煤矿开采管理局和沈阳化工厂的雇员同样参与了该运动。鞍山工人在三个星期内上缴了21万件物品，其中包括镇里发电机的零部件。工人的“捐赠”据说将重新恢复电力供应的时间至少缩短了一个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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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卫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似乎已经成为共产党接收政策的一个普遍特征。1945年，张家口组织了护厂队。即使在发生剧烈动荡的吉林，据报道至少有两家企业的工人日夜站岗保护工厂的设施和储备物资。[17]当共产党军队向南迁移的时候，这项运动的准备工作似乎变得更系统了。这或许说明共产党在未解放的天津、北平、上海地下组织更为广泛；还说明当共产党的胜算变得很大时，民众出于从众效应转而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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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华北最大的造纸厂——华一造纸厂1000名员工中的300名与人民解放军并肩工作，保护工厂。战斗在附近蔓延，工人留在造纸厂中保卫机器、仓库和供水系统。中央机器厂天津分厂和华北钢铁厂，两者都与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这些工厂的工人组织起小组，夜以继日地站岗看护工厂设施。天津汽车维修厂和天津大多数公用事业的工人也同这样做。这据说是共产党军队进城后，电力、电话、电车、水和邮政能够马上恢复的一个原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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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于1949年5月解放。在此之前差不多一年，已经开始拟定护厂运动的计划了。在1948年8月第六次全中国劳动大会上，一名代表（他是上海地下工作者）发誓在解放后，该城市所有的工厂和仓库将完整地移交给人民，公用事业将尽快恢复。[19]在淮海战役（1948年11月5日到1949年1月10日）之后，认真的准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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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末，共产党开始为接收国家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28个附属部门进行准备工作。解放区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席叶渚沛通过广播向他的前同事发出指示，建议他们待在他们的岗位上，并向他们保证解放后他们的位置和薪水不变。他还警告毁坏委员会的设施是不可容忍的，并对接收时期的计划做了大致概括。一份上海报纸在2月初报道当地资源委员会所辖的机构和公司原原本本地遵循了叶的指示。雇员已经大量储备了粮食，准备了员工的名单，清理了仓库（这样雇员就可以将他们的所有物寄存在那里妥善保管），并组织了护厂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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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法国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基层党组织传阅着署名楚群新的一封信，他是公司的一名劳动者领袖，已逃到了解放区。信件的复本分发到每个雇员手上，要求他们在共产党占领城市的时候保卫公司的设施。基层党组织还在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入上海的日子，组织了一支护厂队，负责公司内外的警备工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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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为城内工业区提供用电的上海电力公司基层党组织组织了纠察队和紧急维修组。纠察队员劝说一支国民党军队的小分队不要将枪架在电力公司建筑物的楼顶上，据理力争地说子弹直接击中建筑物将导致起火，以至于临近地区都会被火焰吞没。等到人民解放军来到的时候，纠察队改名为人民保安队，接受在公司驻扎的国民党部队的投降。工人们昼夜留在岗位上，在新安全警卫员的监视下保证发电机和设备运转。因为这样的努力，供电毫无中断，电力公司也没有蒙受任何损失。6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其设施那是后话。[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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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关党支部在2月中旬开始为解放做准备。高低层职员成立了委员会，开展了职员总注册运动，还囤积了大量救济物资。在港口和海关警察中，动员了120人组成一支武装纠察队。30名港口警察在党员的直接领导下赶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攻破了海关军火库，得到了583挺步枪和弹药以及其他武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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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工人组织了一个装卸工地下联合工会，组成他们自己的纠察队，进行消极怠工，采用拖延策略，藏匿货物，总体上尽他们所能阻止国民党逃走。在上海最大的造船企业江南造船厂，据说几百名工人挫败了一次企图将设备转移到台湾的努力。首先，他们宣称自己是生产工人，不是运输工人，拒绝将机器拆卸、装箱和装船。国民党士兵被叫来做这些工作，但是做不好，工人们被迫接手。他们随后采取了不同的拖延策略，慢条斯理地工作，将机器最贵重的部分藏起一些，将有缺陷的和非核心的设备装箱。一些工程师同样也参与了此事，为成功地偷梁换柱保全设备贡献了力量。最后，少于1万吨的大多数残次不全的机器和设备海运到了台湾。然而撤退的国民党几天之后采取了报复行为，它的轰炸机命中了造船厂很多次，造成惨重的损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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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到5月，共产党青年团在交通大学设法招募了400名学生。在那里，相似的准备撤离的命令遭到很多教授和学生激烈反对。他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条决议，宣布“学校绝对不能搬”。课程继续进行，学生整个春节都在校园里，以防止部队占领学校。解放前夕，老师和学生组成了一支纠察队，防止搬走图书馆、实验设备和其他可移动物件。学生还尽可能地收集关于国民党在大学附近防御工事的信息，向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队报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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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据报道组织了相似准备的公司包括联勤（音）汽车厂、上海化工、英联造船厂、日亚钢厂、通用机器制造总公司、中国农具公司上海分厂、上海电机公司、上海公交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和上海邮政局。很多工人的纠察队在解放后不久变为人民保安队。他们负责维护工业区的治安，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负责解除国民党部队在这些区域的武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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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的说法，在上海解放前，6万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纠察队；其结果是，城市的工厂和公用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27]这些说法难辨真伪。工商业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像我们将在下面见到的那样，这似乎不是由于在接收初期对工厂的机械破坏造成的。另外，保护运动的关键目标之一——保全最基本的公用设施——成功实现了。共产党对他们能够在1949年新夺取的城市地区迅速恢复电、水、电话、邮政和公共交通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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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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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准备工作的又一方面是囤积粮食和其他必要食品。这些商品在战斗结束后就尽可能快地运到城市，以帮助稳定价格，养活人口和提供救济。这些粮食还用来作为实物薪酬支付给招募来的帮助军队清理战争废墟的平民。有些城市顺利地将大量的粮食和基本食物运进城里，完成了任务。这些城市包括石家庄、营口、济南、长春、北京、天津和上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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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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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遗留给共产党的最严重的城市问题当然是通货膨胀。为了成功稳定价格，食物的充足供给和工厂的不受损害作为前提条件当然非常重要，但仅仅如此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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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上的第一个命令是将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以后的金圆券，兑换为人民币。1945年，还都的国民党政府用了几个月才收回了原沦陷区的所有伪币。1949年，北平于1月22日和平解放。但是直到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城前，仍由原有人员维持治安和管理。到了2月3日，新货币的汇率公布。货币转换于2月23日完成，从那天起禁止金圆券在北京流通。汇率定在10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工人、教师、学生和穷人被允许以优惠的比率：3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兑换货币，这一特许权在共产党到达上海的时候被免除，因为它为投机创造了机会。在1月15日被共产党占领的天津，货币转换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在上海，在城市被解放的两周内，货币转换完成，国民党货币被禁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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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众对新货币的信心并不比过去对旧货币多。金、银、外汇市场继续交易旺盛。价格和工资经常用银圆而不是用新的人民币计算。投机行为也相应活跃起来，实际上在人民币刚出现的几天内就因为投机贬值了。在上海，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银圆的价格从人民币660元上升到1800元，每两黄金的价格从人民币3.9万元上升到11万元。商品价格随着金银价格的上涨而攀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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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经理所说，那里零售价格在一星期内的增长率等于解放区前一整年的增长率。[31]重新组建的上海商会天天宣称一些“无形的罪恶”还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包括：对储蓄缺乏热情、习惯于看重商品不看重货币、投入时间精力搞投机和谋取暴利、对生产不感兴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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