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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01 [34]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2和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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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03 [35]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0日和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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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05 [36]商品储蓄单位于2月下旬在天津应用,于4月1日在北平应用。在北平,商品储蓄单位依照面粉、玉米粉和棉布的市场价格来定。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6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上海《商报》,1949年6月10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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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07 [3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10日;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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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09 [38]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8日、13日和14日;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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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11 [3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5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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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13 [40]4月的第一个星期,北平的30家大公司开办了它们自己的消费者合作社,具有6.83万名会员。一个月之后,据报道称有71家这样的合作社。根据天津的一次合作社组织运动公布的数据,到4月底该市拥有224家合作社,会员35.6万人(整个城市的人口少于200万)。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8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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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15 [41]国民党控制下最后18个月的通货膨胀有一个衡量尺度,即中国货币对1美元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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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17 1948年1月 17.9万元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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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19 1948年8月 1200万元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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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21 1948年8月 4元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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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23 1949年5月 2300元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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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25 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14、317、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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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27 [42]博迪:《北京日记》,第27页(“附录:天津的价格波动”)。这些数字来源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也可见《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布迪教授住在北平,认为如果可以得到北京的可比数值,很有可能结果相差不多。总体来说不断攀升的物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虽然有的时候涨势会暂停一段时间,就像2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天津发生的那样。在解放后第一个月,食品价格猛涨之后,天津军管会向市场输送了大量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众出售。面粉暂时从1400人民币跌到1100元每袋。玉米粉从12元人民币跌到9.50每斤(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和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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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29 [43]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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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31 [44]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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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33 [4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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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35 [4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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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37 [47]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3月13日,引自李侃如的《毛刘对抗?:1946—1949年的工商业政策》,《中国周刊》第47期(1971年7月—9月),第511页。《进步日报》是《大公报》天津版在重组以后的名字。所有报纸在1949年后都进行了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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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39 [48]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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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41 [4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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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43 [50]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1949年12月5日。载于12月14日上海所有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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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45 [51]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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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47 [52]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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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31349 [53]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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