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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2和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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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0日和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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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商品储蓄单位于2月下旬在天津应用，于4月1日在北平应用。在北平，商品储蓄单位依照面粉、玉米粉和棉布的市场价格来定。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6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上海《商报》，1949年6月10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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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10日；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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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8日、13日和14日；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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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5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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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月的第一个星期，北平的30家大公司开办了它们自己的消费者合作社，具有6.83万名会员。一个月之后，据报道称有71家这样的合作社。根据天津的一次合作社组织运动公布的数据，到4月底该市拥有224家合作社，会员35.6万人（整个城市的人口少于200万）。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8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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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国民党控制下最后18个月的通货膨胀有一个衡量尺度，即中国货币对1美元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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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 17.9万元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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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 1200万元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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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 4元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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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 2300元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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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14、317、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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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博迪：《北京日记》，第27页（“附录：天津的价格波动”）。这些数字来源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也可见《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布迪教授住在北平，认为如果可以得到北京的可比数值，很有可能结果相差不多。总体来说不断攀升的物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虽然有的时候涨势会暂停一段时间，就像2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天津发生的那样。在解放后第一个月，食品价格猛涨之后，天津军管会向市场输送了大量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众出售。面粉暂时从1400人民币跌到1100元每袋。玉米粉从12元人民币跌到9.50每斤（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和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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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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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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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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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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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3月13日，引自李侃如的《毛刘对抗？：1946—1949年的工商业政策》，《中国周刊》第47期（1971年7月—9月），第511页。《进步日报》是《大公报》天津版在重组以后的名字。所有报纸在1949年后都进行了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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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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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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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1949年12月5日。载于12月14日上海所有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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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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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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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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