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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信心的丧失是普遍性的，不像有人有时候以为的那样，仅限于城市拿薪水的中产阶级。经常有人认为国民党政权为通货膨胀付出的代价至少有：失去了这些中等收入群体的“支持”。这一群体主要包括教授和教师、中下级军官和政府公务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新的被压迫阶级，在内战时期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他们承受了价格猛涨和货币贬值的大部分压力。但是直到国民党战败为止，这些群体事实上一直没有抛弃它，而在此后要再继续支持国民党，只有陪它无限期地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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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贫穷化当然成为学生反战运动的一大主题。教授们给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加了一把火，其中就要求增加基本工资和随着生活费用的上升自动调整工资。政府靠印钞来资助战争引起的经济贫困，为那些谴责内战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且显然是知识阶层对政府支持减少的一个原因。通货膨胀造成经济混乱，从而直接导致了劳工运动。与此不同，知识分子对内战的反对建立在对以下两者更复杂的评估的基础上，即：国民党统治的本质以及为了保留国民党政权，整个国家要承担的牺牲。在这一评估中，知识分子自己的贫困只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他们反对内战是因为他们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如果构成国民党政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为了保留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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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推理的基础是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想法（该想法一直到1948年年中才动摇），即：因为作战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击败另一方，内战将有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至于战争的代价，可以分两部分计算：一部分是彻底扰乱城市经济的通货膨胀，一部分是农村地区的进一步贫穷。印钞也许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政府同样依靠地租，依靠以低于市场价格强制购粮，依靠以暂借的形式征收粮食。这些税负，加上地方杂税，征兵中的徇私枉法，纪律败坏、军饷过低的军队在农村造成的侵扰，都造成了农民难以承受的负担。最后，政府越来越军事化以及政治上与公众的逐渐疏离，都被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加以谴责。尽管有这么多原因，政府依然坚持把仗打下去，而不实行任何改革让战争变得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这恰好证实了人们对它的谴责：国民党不是为了“民享”而存在的；相反，它为了追逐自私的个体目标不惜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基本上它连这个目标都无法有效达成。在大部分批评者的心目中，国民党本来能够自救，他们事实上恳求它这样做。不管工商界被政府失当的经济举措害得多惨，很有可能他们害怕换了共产党也许会更糟糕。尽管在反战运动的过程中，政府和学生团体发展到了公开对峙，大部分学生，甚至到了1948年底，依旧愿意让国民党加入联合政府。对于老一辈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目标陈述得很清楚了。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消灭国民党而只是改造它，虽然他们提出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包括了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直到1948年4月，储安平依然在恳求国民党改变工作方式，做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他和其他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衡量了两种情况下实现他们心向往之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概率，不管这个概率在国民党执政情况下有多小，总比共产党执政下的概率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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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不因为通货膨胀给他们的物质利益带来损失就抛弃国民党。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他们确实拒绝支持军事上打败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国民党认为为了生存计必须放在第一位的。于是国民党发现陷入了自己造成的两难处境中。唯一保有仅存支持的方法是听取意见进行改革，并且与共产党取得和解。很多阶层事实上将改革作为与政府合作的条件，而政府要求他们无条件支持，自己却除了空谈飘在空中的原则，没有其他回报。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告和法令，被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和金融家忽略，假如不是公开反对的话。通过这样做，社会各阶层，出于各自的原因，用各自的方式，对政府剿灭共产党的战争不予支持和合作。长年来，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意孤行，经济上处理失当，并拒绝理会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现在是它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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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众对国民党统治的心灰意冷也是这么多人在1949年决定留在大陆的原因之一。为这样一个有负民众托付的政党流亡，这样的牺牲太大了。选择留下来的人中包括大多数中国经过最好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学生、很多商人和实业家、众多的公务员、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然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对他们的决定也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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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1949年留在大陆的人显然也有他们的“怀疑，害怕和担心”。在知识界和工商界内部就是这样的。在学生调查中，大多数人偏向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较之国民党一党专政，青睐共产党独享政权的人更少。年长的知识分子直到认为通往自由化改革的路不复存在后，才转而有保留地支持共产党。尽管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智地做出接受共产党的决定，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旗帜鲜明地拥护新政权，或者他们愿意做出的妥协是根本的或永久的。他们接受了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中提出的大多数目标，但是显然没有接受共产党一党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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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保留只是部分的。这样的保留更多的是针对共产党统治的形式，而对于现行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和政策内容，以称赞者居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双重态度反映了共产党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成功。正是这些相同的问题，使得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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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共产党良好的诚信记录在1949年为他们争取到了不少好感。国民党有一个习惯，“说一套做一套”，颁布改革方法但是从来不实施。而相形之下，共产党有言必行的名声，使得他们的政策得到实施，错误得以改正。共产党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人怀疑这是他们的目标。但是共产党还说实现这个目标要花费很多年，同时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里每个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以及工人和拥有土地的农民——都有一个位置，都被需要。既然共产党这么说了，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就倾向于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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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执政清廉、政治能力和解决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上，到1949年末为止，共产党的记录可圈可点。虽然共产党在管理城市和工业上缺少经验，但还是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中国最基本的城市问题。1949年3月，当毛泽东来到北平时，共产党管理城市的直接经验还仅限于张家口、哈尔滨和一些其他东北的中等城市，时间也不足四年，然而他们很好地运用了这些经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考虑城市问题时多次克服了理想主义冲动，这是新当权的左翼政党普遍会有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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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在张家口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热情高涨，想要根据新民主主义原则解决所有中国城市问题，他们对劳动者和管理方都做出承诺，但是很快发现兑现不了。1947年末，随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运动到来，正式提出了对理想主义冲动的批驳。在这一时间，党对工商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明显发生转变，将此改为实现生产的最大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实现全面胜利。新路线强调与私人资本的合作，国营企业的合理化管理以及把知识分子争取过来的必要性——而不考虑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相左。根据需要或政治标准给劳动者发放报酬的行为被官方取消，取代以根据技术、资历和努力有差别地发放工资。解决工人阶级物质困难的目标没有被抛弃而是延期了，当下仅限于基本保障和将通货膨胀对工人生活水准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为国营企业工人开设的实验性的劳动保险计划也体现了“明天会更好”的承诺。这一计划在1949年初在东北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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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反“左”倾运动为1949年成功接收城市打下了基础。与四年前国民党的表现相比——当时它从日本人那里接收了很多城市，这些城市恰恰就是共产党后来从它那里接收的城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表现值得注意。共产党的人员，包括军队人员和文职人员，在1949年抵达中国最大城市的中心时，表现都堪作模范。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不受利诱的官兵主动地保护公有和私有的财产；工商业企业得到保护，秋毫无犯，在条件允许的地方，生产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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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接收城市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城市各拥护力量组成的广泛的联盟。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文职官员和知识阶层都被包括在内。用这样的办法，共产党在过渡时期从这些直到最后还站在国民党一边的群体那里得到了所需的支持。共产党没有将他们斥为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加入进来，维持国家日常的行政管理，恢复经济，扩充乘胜追击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这一做法最明显地体现在党对待新解放城市的学生的态度上。党暂时忽略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将他们安排在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上，让他们作为干部负责政策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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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这个层面，共产党也是有得有失。在1949年后不久，他们尝试做了国民党在接收沦陷区时因为忽略没做而受到诟病的所有事情，涉及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但是，虽然共产党统治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极值，但是稳定经济的措施直到几个月后才显示出明显的效果。这很大程度因为留给新政权的问题无比棘手，但是也与它自己的行为和缺少经验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城市里经济的混乱和货币的不稳定。这些问题部分地损害了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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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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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而不是出于选择，共产党将它的工作中心放在农村；也正是在农村，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决定性胜利。谈到城市经济的混乱时，蒋介石总是强调，中国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因而在根本上具有稳定性和惯性。[1]稳定性和惯性的概念高度概括了国民党与农村的关系。中央政府在农村的种种作为和不作为，主要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现状。一直到国民党无计可施，逃亡台湾为止，这种姿态都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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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1947年被国民党军队重新夺回的原共产党边区，这一姿态的破产表现得尤为明显。国民党自然的盟友是失去产业的地主和其他“斗争对象”，他们决心重新恢复从前的生活方式。当地官员与回乡的地主结成同盟，开始了系统的勒索和报复，颇具特色的活动有：“自愿投降和悔过”计划以及还乡团、“管理促进会”和收租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共产党军队、民兵队和党组织的大部分人员在国民党军队扑上来之前逃之夭夭，手无寸铁的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地主和其他人兴师问罪的过程中，几千名农民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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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中央政府在绥靖区颁布了改革办法，但是除了利益貌似被这套办法限制的人，在农村没有可倚重的人将它付诸实行。农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总是倾向于维持现状，农村的这一惯性真的是国民党力量的源泉；但是农村现状中包含的不公同样也让共产党有了发动革命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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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日作战时共产党找到了获胜的秘诀。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放弃了激烈的没收土地的政策，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将财富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这一转变在华北特别明显，在那里，租佃不是主导问题，大多数农民耕作的田地是自己的。作为不懈努力的结果，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在1945年又增加了内容，通过“清理旧账”的策略，包含了一整套能够给华北的“基本群众”带来实惠的方法。除了通过清算旧账斗争重新分配财产，为农民带来物质激励外，共产党还为广大农民最深恶痛绝的现象——农村中有权势者的腐败和专横——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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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从这些问题以及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无偿劳动和债务相关的问题入手，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的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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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学到的第二课是如何使与统治阶级的斗争成为“所有其他工作之母”。在抗日战争初期，主要和次要工作没有配合也没有区分。之前党的工作毫无建树，直到它作为一个整体学会了将“通过阶级斗争动员群众”作为一切其他农村工作（比如党建和征兵）的起点，工作才渐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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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时期学到的极其重要的第三课与成功发动阶级斗争所需要的条件有关。在党的土地政策在任何地区彻底实行之前，必须在军事上赶跑敌人，破坏他的政治控制，建立新的权力结构的核心。所有的党的指示都强调在被敌人紧迫威胁的地区，将阶级摩擦最小化的重要性。只有整个地区满足了军事和政治前提条件后，土地政策和它引起的村内斗争才能成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中国共产党则提供了必要的领导，以便在1943年后日军的攻势开始减弱的时候，华北能够大规模创造这些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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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内战中，共产党人进行的最主要的革命工作就是土地改革。土改在华北的发展与从土改的工作方式和条件中获得的经验，是共产党从抗日战争中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被1946年5月4日党的指示正式固定下来，标志着官方从减租到土改的转变。《五四指示》中概括的土改正好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多样化的斗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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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和实行土改的前提条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土改是动员农民参加反蒋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武装斗争则是为了保障土改的顺利进行。[2]成功实行土改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具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能够保护土改的成果不受敌人破坏，这条经验在1946—1947年国民党军队出其不意地进犯解放区之后得到证明。那次进犯使得发动村内阶级斗争的所有前提条件不复存在——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军队不再能自由执行任务。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重新建立了它自己的政权机构，斗争运动中共产党树立的敌人给予中央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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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党中央再次提出了前提条件（它在实质上与抗日战争时期规定的前提条件是一样的），承认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实行土改的危险性。除非该地区在军事上安全，除非大部分农民要求分地，除非有现成的足够多的干部领导工作，否则不实行土改。这些条件在1947年夏天以后解放的“新解放区”总体来说还是欠缺的。所以命令这些地区暂时放弃土改，采取更温和的政策，比如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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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土改能够动员和组织“基本群众”，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新政权。标准的解释是，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他们的觉悟随之提升，愿意行动起来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重新分配财产和改革当地行政机构提供了有形和无形利益，于是农民用支持共产党作为回报。就这样，寻求“支持”的共产党如愿以偿。但是实际过程绝非这么简明了然，因果关系也远没有这么直接。农民想要留在家里，耕种新分到的土地。传统上对参军的偏见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克服的。党内批评显示，由斗争运动和重新分配财产引发的新生阶级觉悟并不像声称的那样，直接带来与国民党作战所需要的特定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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