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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当前的学术兴趣在社会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者是幸运的，不管研究课题在1949年前还是在1949年后，这类档案获取都更容易了，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兴趣可能变得更加浓厚。相比之下，1945年到1949年占主导的是全面的战争及政治上的角力。档案管理者对待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史料慎之又慎，因而要获取这两类资料最不容易。在这方面，当地领导效仿北京的做法。在北京，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和军事档案馆依旧对外国学者关闭，事实上是对除了经授权的中国人员之外的所有人关闭。它们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这两个档案馆包含了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军事方面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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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研究者要么根据能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的、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材料拟定选题——这里依旧不轻易给出文档的阅览权；要么在省和地方的档案馆展开工作，继续测试官方的容忍底线。除了国家级别的档案馆是特例，1949年以前和以后关于政府和“革命史”的资料（与共产党有关的），都是放在同一间档案室里的。共产党领导的军警或公安档案（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存放就相对零散，各级别档案馆显然都不允许开放这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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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等待档案馆批准的同时，学者可以忙着阅读堆积如山的纪实文集、官员自传、战斗历史和其他出版物，它们是政治和军事的第一手资料进入公众领域的主要渠道，能使研究者获得敏感和更普通一些的资料，以弥补无法深入馆藏的不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出版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新的资料库，对它的挖掘和阐释需要数年的时间。消极的方面与官方指派的编辑们的侧重和解释有关。他们的加工不可避免地让这些资料“不成为第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上面的禁令，一些人物的严肃传记（而非攻击性的）至今是空白：这些人物在1949年前的历史中地位重要，后来失宠，至今是罪人。最明显的，林彪就是这样的人物；其他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他们的传记没有在官方修订的传记名录中占据一席之地，表示汇编者对史料是有取舍的，这依旧是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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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珍贵的、新面世的研究指南，《中国档案文献辞典》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文献学惯例和分工。这本536页的辞典事实上是一个附有注释的、经过了取舍的书目，书目中记载的图书都是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关于清朝和1949年前民国的史料。民国时期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列出了有关国民党政府的原始材料和相关材料；另一部分列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档案资料”。这一划分代表了档案和文献管理的标准做法。照这样的分类方法，国家级别的国共档案分别存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央国家/军事馆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国民党政权的资料，从辞典给出的条目看，主要集中于经济、总体公共管理、省政府公报、国大决议和政协会议资料。条目列出的大多是资料的原始状态。对很多条目都加了注释，这些注释特别有用，因为表明了相应的资料目前存放在哪个档案室里。相形之下，几乎所有的1945—1949年时期的革命历史资料最近都出版了，之前出版过的资料也于最近重印。对这类资料，同样注明了档案馆，但是仅仅作为赞助单位而不是存放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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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举的对中文资料的“有选择性更新”只包含了这些新出版物中很小的、希望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们有的是著述，有的是同样重要的、出现在很多新（1978年以后）档案馆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的资料。当代（1978年后）的日报、时事杂志和学报有时会刊登有关内战时期的文章，它们中的一些很值得关注。然而，最有用的是专业期刊。下面新的期刊目录选取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主要或核心刊物中的一些。大多数列出的期刊以及他们的主办单位，可以在《中国档案资料词典》的注释或参考书目列出的三种期刊指南中找到。《中共党史文摘年刊》更进一步提供了对这些新的专业期刊内容的介绍，非常有用。《年刊》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从1982年到1990年每年都有新刊问世，每本刊物厚度如书。引用的文章根据年代排序，1945—1949年内战在每本年刊中都占有一定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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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期刊在内容上和持续时间上各不相同，它们会创刊、停办，或合并改名。有些过了几年就消失了，还有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连续发行，中间没有太大的停顿。同样也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资料》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该出版物从1982年起平均每年发行四刊，甚至在解除了发行上的限制（原来仅限“内部”流通），获准公开出售时也是如此。从内部到公开的转变体现了大的趋势，所以下面列出的新资料未按不同的流通状态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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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的书目中，另一大新增的类别是文史汇编物，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在全国的当地委员会主持编写。内战参与者、观察者和叛逃者的回忆录和传记构成了这些资料的很大一部分。这些资料的索引在1992年出版，共有5册，名称为《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依靠这些资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那些已经开始使用它们的人提醒了我们：它们是有价值的（傅佛果，1988a；班国瑞，1992；高家龙，1996）。回忆录文学还迫切地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真人”采访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现在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官方编辑的纪实性资料，其中免不了包含一些在传主去世后经过了润色的传记和回忆录。在事件发生后很久进行的采访同样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它有它的优点，即不同的受访者能提供不同的视角，权衡利弊后，这样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然而时间在匆匆流逝，对1949年前这段时期的研究的紧迫性在于，必须趁亲临事件的人还活着，抓紧进行采访和录下口述历史（Sey-bolt，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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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附在下面的有选择的更新没有列出目前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截至1999年），包括全部的旧报纸、杂志和政府公报以及新汇编的地方志和工作单位的历史，比如大学、学校和主要企业的历史。约瑟夫·伊克是主要依靠新资料对内战时期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研究成果写入了《中国的城市革命》一书中。他的书目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横截面，对北京和天津有特别的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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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共同的历史，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掌管着一部分资料。获准查阅中国的档案，对于研究者，甚至对非中国籍的研究者，已经不是全新的体验了。当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带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1949年前的档案记录，包括中央政府、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的档案记录。长期以来，外国学者对这些资料享有受限制的查阅权。在后毛泽东时代前，它们，连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成为研究1949年前共产党和国民党历史的基本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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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学者谨慎地概括了这些资料的利用情况，他写道：“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3年，长达24年之久，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政府不鼓励对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张玉法，1992年，第177页）。与之形成对比的，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结束后至今），研究和出版物急剧增长，虽然数量上逊于中国大陆，但两地的大致情况是一样的。最近，易劳逸和其他人按时间顺序很好地记录了台湾在这方面的成果。下面更新的书目收录了台湾新出版资料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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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档案馆馆藏，叶娃和周锡瑞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列出了台湾的主要档案馆。这些档案馆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国事务和经济档案馆。叶娃和周锡瑞把这两个档案馆出版的资料精选了一部分，放到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国史馆”是1949年前政府档案的主要存放地。但是对内战政治研究最重要的蒋介石的“总统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现在存放在一起，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或简称党史会）管理。委员会的前身是国民党历史档案编辑委员会（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初）（马斯特与李云汉，1971；秦孝仪，1983；张玉法，1992）。同样重要的是“司法部”调查局档案馆和“国防部”情报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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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娃和周锡瑞提到的获取资料的常规程序或许不适用于非中国籍研究者。但是随着政治上全面放宽限制，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数目继续减少。这一趋势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自身敏感性的下降是一致的。不幸的是，1945—1949年内战依旧是国民党当权者最难直面的话题之一。台湾最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档案和历史著作中，这段时期是最少被触及的。比如，国民党历史委员会的新丛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完整信息详见补充书目）迄今已出了26卷，其中只有最后4卷是关于1945年以后的。这4卷同样不涉及内战本身，只是关于日本投降后初期的准备工作或发生的事件，包括：对沦陷区的接收、苏联占领中国东北、与共产党未果的和平谈判和美国的调停努力。这一新丛书取代了老的但是还在出的《革命文献》（见更新的书目）。《革命文献》开始于1953年，到1989年已经出了117卷，覆盖了一些有所选择的主题，但这些主题中并不包括1945—1949年内战。“国史馆”编写的、还未出完的大型丛书《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初稿），1894—1974》（见更新的书目），在开始时将1945—1949年这一大段时间跳过不表。“丢失”的分册时不时会补上，但是截止到1992年，虽然该系列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对1945—1949年的记录依旧不是很完整。“国防部”历史编辑局最近已经出版了很多册的抗日战争历史，却没有相似的内战战斗方面的资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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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没有取道的方向，日本资料怎么说都不能代表中国内战研究的最前沿。但如果对时间的划分不那么严格，内战时期的很多事件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到1945年前，而这些成因几乎逃不过日本的记载，长久以来很多学者证明了这点。他们中离现在最近的是台湾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们出版了多册关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这一工作肯定能成为继续研究20世纪40年代晚期军事问题的学者的研究基础。对1945—1949年时期也具有重要性，但不是最重要的，是“遗留”的日本问题，比如遣散军队，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日本兵，在山西参与反共的日本军队，有争议的海南投资计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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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待发掘的研究领域，但是在相反的地理方向。几年来，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却找不到答案时，一个遗憾时隐时现，那就是我很久之前的决定：放弃“中苏研究”，而去研究更直接地体现了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随着俄罗斯和东欧逐渐开放苏联的档案，我在年轻时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代价才显露无遗（Westad，1992；Kramer，1993）。学者在中国查阅档案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在俄国也不能免除。但是像在中国一样，新出版的俄文史料和档案显示了原来的限制正逐渐放松，使得1949年前和之后的研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有的学者利用这些新出版的俄文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在1996年1月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示了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该会议由香港大学历史系和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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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曾经得到的帮助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些人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或是提出了建议或是提供了出版物的信息。我特别要感谢吴艳梅（Amy Yeen-mei Wu），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劳一飞（Lav Yee-fui），艾迪·尤（Eddy U），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史蒂夫·麦克金那（Steve Mackinnon），查玛·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约翰·P．伯恩斯（John P. Borns）。像往常一样，我欠熊景明和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的其他人员一份沉甸甸的人情。虽然服务中心侧重搜集1949年后的资料，但是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主图书馆和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一样，它的馆藏也包含了很多珍贵的1949年以前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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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指南、工具书和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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