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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惠老人回忆说：“学生们上街了，好像那个时候，没什么组织，也没什么领导，就是说自动地、自发地、成群结队地给二十九军募捐、演讲，来犒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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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北平城已经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最关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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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人们群众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时，身处北平城内的将士们也纷纷擦亮了手中的大刀，准备和日军拼死一战。二十九军战士曹延明回忆说：“当时一天一磨刀，没事就磨刀、擦枪、擦子弹，那个刀削头发都能削断。”负责守卫南方一路，最重要的南苑兵营也被加高加固，黄成祥老人回忆说：“二十九军备战，怎么备战呢，就把这个围墙又加高，围墙外面的沟，又加深加宽，他把这三个门的口也挖成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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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附近的老百姓则开始把自己的亲属送往北平城内，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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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军营的阮捷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离自己是多么的近，当时学生兵和正式部队混住在一起，往往白天看到部队还在，第二天部队住的地方就变成空房子了。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军训不得不提前结束。阮捷成心中知道，大战已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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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当局分别在1937年的7月9日、11日和19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进行了三次和谈，并达成了三份协议，但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这三份协议其实只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延迟了二十九军布兵应战的准备，赵登禹的部队27日才赶到南苑。此前，他的部队在大名，冯治安的部队在河北省保定。他们向北平集中时，主要依靠徒步走。阎启志说：“当时中央的政策是避免冲突扩大，能够化解的就化解，光想着和日本和谈，可日本人调兵遣将，源源不断地往中国运兵。”7月25日，陆续集结到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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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日军武器精良，不但有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而二十九军将士的手里，除了大刀，只有落后的“汉阳造”步枪。北平城已经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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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打过枪的学生兵把日军赶出了南苑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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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趁二十九军换防之际，突然夜袭了他们位于南苑的兵营。阎启志老人对这一夜的印象格外深刻，他说：“就在这天夜里3点多钟，日本人的炮就来攻击南苑了。”阮捷成当时就住在宋哲元司机家附近，害怕不大安稳，就搬到前门的六国饭店。在以后的几天里，阮捷成在六国饭店的楼上，目睹了南苑战斗的整个过程，他说：“火光都看到了，炮声都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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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躲避的地方，所以这里并不是有利于中国军队作战的地方。而且，当时的南苑并没有正式的部队驻守，张可宗老人回忆说：“往南苑攻击的日本兵力比我们多好多。当时，南苑哪还有部队，三十七师在北京卢沟桥，三十八师在天津，一四三师在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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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南苑兵营已成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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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炮的掩护之下，日军牟田口联队率先冲入南苑守军的最薄弱处——学兵团的驻地。这些学生兵大多没进行过实弹练习，这时却要作为正式的部队来参战。当时，每个学生一支步枪、四个手榴弹、二百发子弹，就开始武装起来。阎启志就是当时学兵团的学员，他说：“看到日本人就打，打一枪，也不知道打死没有，就赶紧蹲在下边，有时候就抬起头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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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兵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又遭到了赶来救援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的夹击，就这样，日军被赶出了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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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被赶出南苑阵地的同时，赶去团河前线指挥作战的赵登禹却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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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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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平城南，从清朝开始驻扎军队，自古以来不但是兵营，还是战略要地。辛亥革命后，冯玉祥率军驻兵南苑，并开始了对南苑各方面的治理和整顿。1924年，他还将自己的婚礼设在了南苑。军阀混战期间，北平的驻军你来我往，但南苑始终是总部所在。南苑可以说是北平的心脏。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也直指心脏南苑。关于南苑的重要性，萨苏先生在《血斗南苑》中有这样的表述：“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开锁的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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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麟阁（1892～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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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凌阁，河北省高阳县人，“七七”事变爆发后，指挥二十九军浴血抗战，最终壮烈殉国。他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佟麟阁路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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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桂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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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伏击看似突然，其实是有原因的。原来，二十九军在7月下旬已经制定了一个反攻计划。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当时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的潘毓桂，在参加完二十九军的会议后，已经把全部的计划透露给了日军。潘毓桂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南苑的失守，以及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大将的牺牲。但是，抗战胜利后，潘毓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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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宗说：“团河遭遇日本人的伏击以后，赵登禹马上他就把他的长大褂一甩，草帽一丢，随从把他的大刀一交给他，他右手拿大刀，左手拿手枪，跟日本就干起来了，但是离着他近了害怕得很，他那个刀呼呼的响。日本军官也好，当兵的也好，他一看到我们师长那个场合，都不敢围到前面，围到前面只要他一来你就没命了。尤其是他有一把手枪，他的刀砍不到你，他的手枪可以把你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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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打过以后，桥两边已经堆满了尸体。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开始对南苑进行轰炸。阎启志说：“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日军的轰炸就开始了，当时日军不仅飞机炸，而且大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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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原本准备与日寇在陆地上决一死战的南苑兵营，霎时间变成了火海。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士兵们这时也豁出了性命，要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刻。当时黄成祥看到有一名战士拿着步枪打飞机，结果被飞机机枪扫射，当场就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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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阵地已变得支离破碎。学兵团1700名学生兵，只剩下了800余人。这时，士兵们听到了赵登禹宣布撤退的命令，突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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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登禹率领部队向城里撤，撤退到北京西南的大红门一带，却落入了日军的伏击圈。张可宗说：“忽然间敌人的大炮、坦克车、飞机就来了，飞机在轰炸，坦克车也在打。马路边上还有一排日本人在机枪扫射，冲锋枪、机关枪都朝赵登禹的轿车打来，把车子打得乱七八糟，打了几百个洞。”坐在车里的赵登禹当场殉国，年仅39岁。张可宗看到，赵登禹的脸上、身上都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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