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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王芸彬注意到一个人——新乡车站机务段工人刘鹏，这个人的背景有点儿神秘。王芸彬老人说：“刘鹏这个人平平凡凡、朴朴素素，待人接物很厚道，乐于助人，从不跟人计较得失。我听他的口音，是贵州人。后来，他跟我碰到几次，也主动跟我说话。”但是，当时大家也不深谈，都是客客气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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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平日里客气稳重的刘鹏，忽然跑来找王云彬，他告诉王云彬：下午日落前，20多架日本战机从北边陆续降落在西郊日军飞机场。情报迅速通过王云彬传到美军基地。第二天黎明前，新乡上空机声轰鸣。七八架美式重型轰炸机在四架“黑寡妇”夜航战斗机的掩护下，仅10分钟，就把西郊机场日寇飞机及机场设施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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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合作，信任在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之间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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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的一天，刘鹏告诉王芸彬，日本指挥部命令新乡车站站长，限令第二天组装13节军用列车，装载物资驶向郑州，这些物资必是日军前线作战急需，刘鹏提议炸毁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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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彬对刘鹏说：“不要在新乡车站炸，而是要等军列开过新乡车站以后，走到黄河铁桥时再炸，不但把车炸了，而且连黄河铁桥一块儿炸了。”刘鹏说：“太好了，太好了。”王芸彬的爆破小组带上炸药，在新乡车站就登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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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交界处的连钩上，王芸彬紧紧地贴上了一个30克的炸药，起爆器也安好了，时间定为3分钟。安好炸药以后，王芸彬爬到第二节车厢顶上，用手电筒跟第五节车厢联系，那边回电表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顶着烈风低着头爬到第五节车厢，爬到车门那个地方，用手去推车门。车门很松，把车门推开了，王芸彬就把30克的炸药变成圆的塞进去，同时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时间也定好了，然后又用手电跟爆破组的小张联系：“都好了，跳车。”他们两个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后正好滚到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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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虽然没有成功炸毁黄河铁桥，但炸毁了40多米的路基，日军大为震动却调查无果。1945年3月下旬，宪兵队里忽然来了一个日军“北”大校。3月以后，他经常到宪兵队来，宪兵队长对这个“北”大校毕恭毕敬。后来才知道，这个“北”大校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派来主管豫北地区的保卫工作的，专门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的地位很高，不仅是大校，而且还是一个皇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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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北”大校，每到礼拜天的晚上，总是一个人，不要任何人陪同，雇上一个黄包车，把他拉到妓院去发泄性欲。他离开妓院也很准时，每到12点钟，他就雇黄包车把他拉回军营他住的地方。根据举报，很少有哪个礼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这个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对王芸彬自己领导的那个组织，对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比如刘鹏那个组织，以及其他的抗日组织，一定会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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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暗杀行动，在王芸彬心中渐渐酝酿成熟。王芸彬用的枪是前进基地配给他做特工狙杀人的左轮手枪，子弹是高爆头的，只要击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预备好出手了。准备用木船接应他的同伴小张，也把船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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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点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钟，就看到一个黄包车摇摇摆摆地过来了。那时路上虽然有电灯，但是光线很暗，王芸彬看到一个军官倚靠着坐在车上，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扶着军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几步就蹿了过去。“北”大校发现有人过来，挺起了身体，骂道：“八嘎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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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轮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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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转轮手枪，是一种属手枪类的小型枪械。其转轮一般有5～6个弹巢，子弹安装在弹巢中，可逐发射击。为了配合多数人使用右手的习惯，转轮多向左摆出，“左轮手枪”因此得名。但它的原意是“转轮手枪”，与左右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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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枪，声音很闷。王芸彬老人说：“这枪不太响，嘣的一枪，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蹿，子弹从右边进去了，啪，向左边倒下去了，我左手拿着手电一照，看到他的左脑袋没有了。”车夫吓坏了，愣在了那里。王芸彬告诉车夫自己是游击队，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务，让车夫把车扔了，赶快跑。枪一响，船上的小张也上来了，上来以后拿手电跟王芸彬联系，王芸彬几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顺着水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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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新乡日本宪兵队将沿途所有摊贩，全部缉捕，严刑拷打，车夫一家三口惨被折磨致死，但日本宪兵队仍然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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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见到中国人躲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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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他们都在等待那个胜利的日子。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个通讯员跑来大叫：“粟科长，粟科长（粟后为丁公量化名），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给丁公量一封谭政委（谭启龙）给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后，向同志们公布了胜利的消息。丁公量老人回忆说：“当时在那里的同志，全站起来欢呼呀，这个信里就是讲，延安的电台报告说，日本已经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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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的日子里，王芸彬也在享受着胜利者的骄傲。王芸彬老人说：“那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级别也不高，他拖着他的小马，把他的一柄军刀，祖传的军刀送给我了，他说对我很钦佩。在日本，尤其是贵族家庭，军刀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很宝贵，他把这军刀赠送给我了。他第二天就走了，第二天日本的部队也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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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日子，带给所有人同样的心情。何荦老人说：“我一看马这么多，手电到处摇，就知道是大事了，大家不睡觉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大消息，一会儿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哇，一个晚上没睡觉，都快活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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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望缇老人说：“我们胜利以后，日本人也蛮怪的，看到中国人对面走过来，他们就过到马路另一边走，离我们远远地走，不敢跟我们面对面地走。”彭望缇老人认为，这是日本人不敢来对视中国人那种胜利者的眼光，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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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在延安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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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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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戈——时为中央党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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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育理——时为延署分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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