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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战士们眼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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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昆山伤愈后，还经常会想起那位看护长，他总想回去看看她。过端午节的时候，谭昆山腌了盐蛋，又拿了粽子，要去要感谢看护长和护士们。然而，谭昆山没有找到那位看护长，等待他的是一群神色悲伤的护士。“一到那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几个看护长和护士都是很悲哀的样子。”谭昆山说。几个护士告诉他，戴姐被炸死了。这个消息，对谭昆山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原来，有一次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所有伤员被疏散到山里，但是还有六七个脚伤了，走不动。面对这种情况，戴新华毅然决定坚守下来，陪着那些不能离开的伤员们。结果，日军的一个炸弹把土砌的房子炸垮了，看护长没能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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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看护长在日军的轰炸中献出了她宝贵的生命，听到这个消息的谭昆山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为大姐竖了一块碑，然后带着满腔的悲愤返回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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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新华只是抗战八年中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天使为了挽救伤员而去世。稍微值得庆幸的是，从谭昆山的口中，我们至少知道了她的名字——戴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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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盟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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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初，宋庆龄、廖承志（廖仲恺之子）、詹姆斯·贝特兰等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庆龄创办《保盟通讯》，此刊及时全面地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抗战的实况，是当时一本权威的英文宣传物，在争取抗战的国际支持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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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抗战时期《保盟通讯》所做的一项调查，按当时中国一线部队人数计算，至少应配备30000名合格的医生，然而实际情况是，只有医生6000名。治疗是一种悲剧性的努力，因为几乎无药可给伤员。在中国西北地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到医治，陕甘宁边区的医生，4人合用一副听诊器，3支针管要给60位病员打针，外科手术用的橡皮手套，破了补，补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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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英当时是八路军一二○师的一名文化教员，他清楚地知道抗战时期的医疗条件有多差。“虽然是野战医院，但是没有女护士，都是男护士，就连男护士也不多；医生更不多，伤员太多，顾不过来。总之，就是缺医少药。”当时八路军的医疗水平相对更加落后，许多伤员只能寄放在老乡家里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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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伤员李维英被两个老乡抬着送往野战医院，由于路途太远，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户老乡家里。进屋以后，担架被放在了一个柜子上，李维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半夜，他醒了，看到屋里黑黢黢的，只点了一盏小油灯照亮。他恍恍惚惚地听抬担架的老百姓讲：“看样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咽气了。”送不到了，怎么办呢？这时，就听见一个老太太说：“这么年轻的孩子，爹娘现在在哪儿？真可怜！不能看他死，怎么着我们也要救一救啊！没有药又没有医生，我们这地方又穷，要不我们试试给他灌点姜汤吧。”听到这些，李维英心头很暖，但又很酸，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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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时，李维英又醒了过来，他发现老大娘还守在自己身边，一夜没睡。老大娘见李维英醒了过来，连忙把自己仅存的一点小米熬成汤，喂给他喝。李维英有了点精力，老乡们连忙把他送往野战医院，乡亲们就这样为他赢得了抢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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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们也加入了救治伤员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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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伤得不轻，重病要靠护理。野战医院把他寄存在另一户老大娘家里，让老乡帮忙护理。李维英说：“没有她护理我就没命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失血太多，重病的李维英几乎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怎么吃饭，怎么大小便，他自己完全不清楚。李维英就这样在老大娘的照料下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慢慢挺过来了，可以坐到炕上了。医生来家里检查，说他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了，但因为野战医院条件太差，所以建议再恢复几天，最好是送到延安。“临走的时候真是掉了眼泪了，”李维英说，“这个姓刘的大娘，还有喂我姜汤的那个，两个大娘救了我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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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英被送去延安治疗。后来他总想回去看看那两位老大娘，却一直没有机会，这件事情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那时，许多战士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些朴实的老乡在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战士们心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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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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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始向中国战场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在近4年的时间里约给前线送去各种医药救济物资120吨。各国援华医疗队，也纷纷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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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来到延安。随后，白求恩奔赴前线，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李玉茂老人曾经亲眼见过白求恩，他说：“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好像发灰，身材细高细高的，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背有点驼。”尽管已经过去60多年，因为脑血栓对于过往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的李玉茂，对于见到白求恩时的情景却依然无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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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国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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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成立，由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和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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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22日，日军吉田大队八百余人由河间县城进犯城北三十里铺，一二○师师长贺龙判断，该日军可能在周边据点日伪军的配合下对齐会地区进行“扫荡”，于是集中兵力，准备围歼进犯日军。23日晨，日军由三十里铺东进，在炮火掩护下，向齐会村发起进攻，将第七一六团第三营包围于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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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茂记得，那天敌人围攻得最厉害，打得最凶就是原六团三营。三营营长王祥发率领400人迎战日军800人的大队，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日军前来。在几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后，敌人随即焚烧房屋，向齐会村以及北面的大朱村施放毒气弹，师长贺龙以及大部分战士中毒，情况十分危险。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白求恩大夫被火速请到了冀中为贺老总和战士们排除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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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白求恩的战地手术室就设在离主战场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庙里，在教会战士使用口罩蘸湿尿水捂在嘴上解毒的办法后，他继续在破庙里为伤员救治。后来，这个破庙改成的急救所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日军随即准备对那里发动进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长劝白求恩赶快转移，因为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可是，白求恩却说：“这么多伤员不怕死，我们怕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