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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来得太迟，心已经不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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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病的折磨让人渴望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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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正杀死她的是对爱情无尽的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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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爱早已失去，可是成了她在艰难岁月里唯一温暖自己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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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苦难结束，对爱情的幻觉轰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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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年他为了爱情坚持与她结合，那么她的后半生是否不至于如此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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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假设。他对组织的忠诚程度注定他势必做出那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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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他留给她的只是那一张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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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相片背后那句爱的誓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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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相片，还有那个塑料娃娃伴随着关露走完人生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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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娃娃永远不用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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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需要知道这些词汇：温暖，关爱，忠诚，牺牲，冷漠，误解，屈辱，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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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只能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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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已随时间无情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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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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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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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所有为信念做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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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她写的歌：春天里来百花香，遇见了一位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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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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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琼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留下了7个儿女和还不完的债。在李琼的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的眼泪。她说：“一到年底就发愁了，那个时候没有手电筒，乡下人讨债都是提了一个灯笼，债主们就提了灯笼到各家来讨债的。他们辱骂我妈妈厉害得很，不是一般的讨债，骂、拍台子，什么都来。我妈妈只有哭着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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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乡下变得不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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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琼回忆道：“日本人首先要搞的是花姑娘，所以我妈妈急得不得了。我正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怎么办？”情急之下，母亲带女儿投奔了在上海当大老板的弟弟。舅舅把她留了下来，让她服侍他的女儿：看病、读书、陪玩。舅舅家的生活很舒适，可是李琼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拼命想出去。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慈善难民收容所要招收义务教员的消息，偷偷地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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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李琼离开舅舅家，到难民收容所教书，也就是教难民所的小孩识字。像李琼一样的教员们吃的饭跟难民们一样，都是在民生食堂里头煮好了，用卡车送过来的。李琼说：“饭里头可以说石子、泥块什么东西都有。当时也没有工资，所以叫‘义务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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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民收容所教书的李琼觉得明天有了希望。“成天地唱歌，唱什么呢？唱抗日歌曲，我就显得特别高兴。”李琼说。收容所里有不少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有位同事找到李琼，不久后介绍她加入了组织。李琼清晰地记得，那天，他们挑了个星期天不上课的时候，借用一个小学的课堂，走完了入党的程序。当时只有李琼跟那位同事两个人，他讲一句，李琼跟一句，这就算入党宣誓了。入党以后，联系李琼和派给她工作的也始终是这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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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跟上级接头，把李琼锻炼得很机灵。接头时，如果时间长了就到公园里去，短了就在马路上讲几句。李琼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开展工作。李琼回忆说：“刚刚去的时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当工人，因为事情怎么做都不懂，都还要有人来带我们。日本人的管理非常严苛，下班出厂都要搜身，女同志甚至月经带都要查，他们怕是假的月经带，实际上是带了纱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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