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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5年11月，张定华恢复党籍并办理了离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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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徐守源在上海与曹二哥重逢。曹二哥和曹二嫂奉上级指示，从香港调到上海，在潘汉年手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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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香港《女光》杂志社。（张定华右一，曹亮夫妇下、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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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北京街头，徐守源和张定华遇见了从香港回来汇报工作的曹二哥，而他们再次见面，已经是20多年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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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得知，为了革命，怕影响工作，曹二嫂动了绝育手术，终生不能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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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曹亮去世，88岁。曹二嫂梁淑德后来成为植物人，在北京医院住了很久，后来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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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儿女，没有任何亲人，一生就献身于党的情报工作，也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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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170673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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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战 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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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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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 谆——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队队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上尉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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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锤——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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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琪——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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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韬——时为东北阜新煤矿战俘劳工，原抗大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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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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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政治利益角逐的母体，那这个母体孕育的痛苦里，最难以掩饰的沉重就是战俘，对于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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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儿时的印象，只有“杀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为，才是忠诚的表现。而被俘，则充满了灰暗可疑，甚至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耻辱的象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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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了这样一群战俘：他们英勇抗战，从弹尽粮绝到最后一刻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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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和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几乎是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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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是一群如耿谆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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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个选题前，我读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写的《抗俘》一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我在参观了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后亦不胜唏嘘，关于战俘，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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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战俘馆”的最后部分有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近70年，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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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我们该持如何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