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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场景：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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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场景：“花岗暴动”的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为壮观，500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儿，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悠扬。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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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已经过去，没有遗忘才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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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我们来到了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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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张不屈的面孔，他们的英勇却不为人知；这又是一张张沉重的面孔，而沉重也伴随了他们一生。他们都有过去，却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他们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国战俘。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关于这些已经被历史淹没许久的战俘，他们的战斗、英勇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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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过程中，由于力量悬殊太大，有不少中国军人沦为战俘。日本为了增加本国的劳动力，抓了很多中国战俘去做苦工。他们很多人临危不惧，英勇就义；还有很多人遭到非人折磨，甚至沦为劳工。当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他们没有选择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但他们却有足够多的活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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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活着是每个战俘唯一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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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的一天，被日军占领的青岛港再一次响起了日本海军的军乐声，又一艘满载掠夺物资的日本军舰即将离港。甲板上，耿谆第一次听到了这耀武扬威的声音。他原本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的上尉连长，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日军俘虏，随后四处辗转。他也不清楚这一次又会被押送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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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谆此次的同伴是300个从各地集中来的中国战俘。耿谆老人回忆说：“和我一起去的那些战俘，分成三批，第一批300人，第二批可能是600多一点，第三批大概是九十几个人，合在一起是一千多人。”在这一千多人里面，既有50多岁的老头，又有十二三岁的儿童，他们是河北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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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偶尔的叹息声，人群中一片寂静。就在船要起航时，难友中间突然一片骚乱。耿谆和难友们听到消息，他们将要被强制押送到日本做苦工。谁都不愿客死他乡，他们想反抗，但手无寸铁，眼前只有杀气腾腾的刺刀和茫无边际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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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连长的耿谆，几乎是难友中军衔最高的，他成了队长，也成了大伙的主心骨。可现在，他自己心里也没底。海浪在翻滚，难友们的心也在翻滚，他们沉郁地注视着转瞬即将离开的祖国，跪倒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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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耿谆老人回忆，实际上，当时跟他一起的那一千多名战俘，真正到达日本国土的只有986人，其他人都在途中死去，尸体被投到了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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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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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日本外务省根据35家日本企业的135个事业所（工地）提交的“事业场报告”和外务省自己的“现地调查报告书”，写了《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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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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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国战俘劳工究竟有多少？有中国学者认为大约有226000千人，也有人认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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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舰抵达日本下关码头时，所有的战俘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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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踏上陌生的土地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来。不仅仅是他们，活着是每一个战俘的信念，他们没有选择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但他们却有足够多的活下去的勇气。看看这些面孔，他们的脸上绝没有求生的低媚，只有活着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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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谆和他的难友们，也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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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惨案幸存的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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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谆和这一千多战俘一起，被押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的铜矿。铜矿里的污水必须排出去，需要挖排污暗水道。这是耿谆他们来到日本以后做的第一个活儿，难以想象的苦难刚刚开始。对于当时的情形，耿谆记忆犹新：“这条沟要挖两米深，一般挖到一米深的时候，就看见水了。所以，在挖那剩下一米的时候，成天在水里站着，下大雨也不停工。”李铁锤是跟耿谆一批的战俘，他说：“冬天也站在水里干活，水很深，把腿都冻坏了。我的腿现在残疾了，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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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有三批战俘被押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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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被日军强行抓捕的300名战俘和农民，经过7天7夜的海上漂泊，首批押往花冈铜矿，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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