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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待劳工一向残忍，谁都不愿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朱韬老人说：“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面是矿工。日本人搞人肉开采，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当奴隶。于是，大家经过讨论决定暴动，当时的班长刘贵，最后一拍桌子说，我的性格就是下了决心绝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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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邱煤矿的战俘营四周是3300伏的高压电网，四角有岗楼和把守大门的警备队，因此和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在经过了一番计划之后，暴动时间定在9月2日。朱韬老人说：“这时，开始动员暴动，暴动发起以后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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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2日，夜静得出奇，新邱煤矿战俘营里却有些沸腾了。暴动的时刻到了，大家拿起棍棒砖头，开始向敌人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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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忙乱中，突击队顺利砸开了仓库，大家把平时干活用的铁锹、钢钎都拿了出来，把大门两侧劳务室和警备队的办公室砸了个稀烂。但看守的警备队似乎早有戒备。敌人的枪声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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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韬和他的难友们不知道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敌人的枪炮中，主干队按照原计划往大门方向冲，却受到电网的阻拦。朱韬回忆说：“有人找来门板，在门板上铺上棉被，往上跑。”由于高压电网，试图从电网上跳出去的人，几乎全部被电死。随后，煤矿的宪兵队、警备队、矿井队陆续赶到，战俘们被迫往后退。天快亮的时候，还活着的人，终于被赶到一块空地上，暴动失败了。暴动的代价是巨大的，除了暴动时突击出去的两百多人，其他人都被捕了。日本人知道班长和副班长的名字，把他们弄到了宪兵队，后来又把他们转到锦州，最后把他们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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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除朱韬等56人被押解到高德煤矿继续做苦役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杀。后来，朱韬和一部分工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救出，但两百多名工友却尸骨无存。面对日军的残酷虐待，越来越多的战俘营奋起反抗，即便是无声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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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随军记者拍下的不屈的中国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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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随军记者曾经拍下一个刚刚被俘的中国战士：照片上的他努力地试图挺直胸膛，沾满泥污和血迹的赤脚，也还在用力地向前蹬，这是战士保持尊严的本能；成本华被俘时20岁，她在微笑，因为她根本不在乎背后耀武扬威的屠刀，这笑容镇定而自信，又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戚；还有那一群孩子，他们也是战士，面对虚伪的慈善和杀人的屠刀时，同样的冷峻而又坚决。生死关头，他们又有何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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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华——被俘后，依然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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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们第一个举动就是把旗杆上的太阳旗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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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暴动失败后，耿谆被抓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1945年9月的一天，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警察署，耿谆正在接受着日本宪兵的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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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中有5个穿便衣的日本人。见耿谆进入了审讯室，便将门关闭了。他们命令耿谆跪下，耿谆拒不下跪，而是盘腿而坐。他们中没有翻译，都用夹生的中国话胡乱地审问耿谆，边审边用木棍朝耿谆的肩背和头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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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中国军队是什么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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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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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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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吃不饱，300多人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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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授给你什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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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衔很低，根本够不上接受政府什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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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你颠覆日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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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完全是为拯救我们同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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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都与什么地方的劳工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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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也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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