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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宣判的第二天，一个二十四五岁，穿便衣的日本青年推开耿谆牢房的门，他掏出纸笔，写下“日本败战”四个字，然后匆匆闭门而去。日本青年给耿谆写下的“日本败战”四个字，耐人寻味。不久，就有中国留学生来见耿谆，对他说：“你们在这不会太久，我们是战胜国，我们的代表团已经来到东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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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1日，日本秋田法院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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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的消息，终于从同胞口中得到了证实，耿谆心里高兴，不为死里逃生，只为多难的祖国终于迎来了胜利。此时在中山寮，当战俘们终于得知胜利的消息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奔到每天集合的场院上，把旗杆上的太阳旗撕得粉碎，有的人干脆放纵地号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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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过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花冈难友，带着好吃的来看耿谆，告诉他花冈町被美国人接管了，当初那些看守压迫他们的日本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人，给他们运粮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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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然壮观，500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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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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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暴动是个惨案。”说完这句话，一直平静讲述的耿谆老人留下了悲痛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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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河野正敏等7名日方首犯受到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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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岛组花冈出张所所长河野正敏无期徒刑；中山寮代理寮长伊势知得、辅导员福田金五郎、清水正夫三人绞首刑；花冈警察署署长三浦太一郎、警察后藤建藏判20年徒刑，其余人释放。据说，宣判以后由罪犯亲属发起的要求释放的签名运动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于是犯人们被释放逍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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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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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5年11月根据美国政府委派的赔偿顾问特使鲍莱的“临时报告”，远东咨询委员会于1946年3月制定了“临时赔偿方案”，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清算。但是，1947年1月，美国政府重新派斯瑞克赴日本进行调查，成为对日本战争罪行态度转变的开端。“鲍莱报告”和“临时赔偿方案”的基本精神是要消除日本经济中的作战力量，而“斯瑞克报告”则认为日本的作战能力已经消除，应侧重在日本经济力量的恢复。这一动向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有媒体指出，这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一大转变，是“零拆和平政策”，并指责美国企图化整为零地实现对日媾和。最后的结果让人扼腕叹息：美国因自身战略利益需要，放弃对裕仁战争责任的追究，默许数名甲级战犯在战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纵容军国主义幽灵的死灰复燃，使得战争赔偿问题遭到“腰斩”，中国劳工的权益失去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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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1953～1964年，共有9批2316盒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送还祖国，并被安放在新落成的天津市烈士陵园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时间又过了四十年，1987年，已是白发苍苍的耿谆老人和花冈暴动的幸存者及遗属重访日本，祭奠那些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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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心中，战俘的形象一直是灰色调的。在战争的史册上，没有人为他们写上一笔。其实，何止是被俘，即便是有一些不同于一心求死的迂回策略，也要被卫道士穷追猛打——君不见，唐将南霁云不能说破自己诈降的打算，只好托之以“将以有为也”。所以有时候毅然赴死或许还算容易的，选择活下来，才是最艰难的抉择。在我们的子民遭受侵害时，或许我们要学会宽容一些，不要用杀身成仁的圣人标准来要求所有的血肉之区。学会欢迎战俘，是我们要补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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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过去，没有遗忘就是最好的纪念。保存在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里的那些照片记录下了，他们最后或唯一的影像。那是一张张沉重的面孔，又是一张张不屈的面孔，他们的勇敢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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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28日，耿谆和11名花冈受难者及遗属组成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花冈诉讼成为战后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的第一起案例，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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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9日，花冈诉讼经历一审败诉后以和解告终，本案被告日本鹿岛公司发表声明，再次否认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声称应法院要求“捐出”设立的“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不含赔偿、补偿的性质。耿谆不能接受“和解条款”，他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和解对耿谆无效，拒绝领取“捐出金”，并严词谴责和抗议鹿岛公司拒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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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170673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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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将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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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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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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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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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基中——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营三连副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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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访朋——时为新编二十九师八十五团一营一连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