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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河野正敏等7名日方首犯受到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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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岛组花冈出张所所长河野正敏无期徒刑；中山寮代理寮长伊势知得、辅导员福田金五郎、清水正夫三人绞首刑；花冈警察署署长三浦太一郎、警察后藤建藏判20年徒刑，其余人释放。据说，宣判以后由罪犯亲属发起的要求释放的签名运动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于是犯人们被释放逍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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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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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5年11月根据美国政府委派的赔偿顾问特使鲍莱的“临时报告”，远东咨询委员会于1946年3月制定了“临时赔偿方案”，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清算。但是，1947年1月，美国政府重新派斯瑞克赴日本进行调查，成为对日本战争罪行态度转变的开端。“鲍莱报告”和“临时赔偿方案”的基本精神是要消除日本经济中的作战力量，而“斯瑞克报告”则认为日本的作战能力已经消除，应侧重在日本经济力量的恢复。这一动向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有媒体指出，这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一大转变，是“零拆和平政策”，并指责美国企图化整为零地实现对日媾和。最后的结果让人扼腕叹息：美国因自身战略利益需要，放弃对裕仁战争责任的追究，默许数名甲级战犯在战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纵容军国主义幽灵的死灰复燃，使得战争赔偿问题遭到“腰斩”，中国劳工的权益失去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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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1953～1964年，共有9批2316盒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送还祖国，并被安放在新落成的天津市烈士陵园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时间又过了四十年，1987年，已是白发苍苍的耿谆老人和花冈暴动的幸存者及遗属重访日本，祭奠那些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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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心中，战俘的形象一直是灰色调的。在战争的史册上，没有人为他们写上一笔。其实，何止是被俘，即便是有一些不同于一心求死的迂回策略，也要被卫道士穷追猛打——君不见，唐将南霁云不能说破自己诈降的打算，只好托之以“将以有为也”。所以有时候毅然赴死或许还算容易的，选择活下来，才是最艰难的抉择。在我们的子民遭受侵害时，或许我们要学会宽容一些，不要用杀身成仁的圣人标准来要求所有的血肉之区。学会欢迎战俘，是我们要补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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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过去，没有遗忘就是最好的纪念。保存在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里的那些照片记录下了，他们最后或唯一的影像。那是一张张沉重的面孔，又是一张张不屈的面孔，他们的勇敢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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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28日，耿谆和11名花冈受难者及遗属组成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花冈诉讼成为战后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的第一起案例，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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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9日，花冈诉讼经历一审败诉后以和解告终，本案被告日本鹿岛公司发表声明，再次否认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声称应法院要求“捐出”设立的“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不含赔偿、补偿的性质。耿谆不能接受“和解条款”，他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和解对耿谆无效，拒绝领取“捐出金”，并严词谴责和抗议鹿岛公司拒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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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将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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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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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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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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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基中——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营三连副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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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访朋——时为新编二十九师八十五团一营一连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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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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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身为将军，则必当战死。“将军”一词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比起胜利凯旋的荣光，青山忠骨的寂寞更贴近“将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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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说的是少年志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则是将军临战前的壮怀激烈。看到“将军之死”，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句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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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当然离不开战场，但将军也有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他有爱也有恨，有愤怒也有伤感，有家国天下也有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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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何种，死是将军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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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在蒋介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政策下，代理北平市长，与日军斡旋，却被人误为汉奸，从此便一心寻死来一雪前耻。若是一员猛将，但求无愧于心，又何必求死？但张自忠不一样，张自忠身上有延续千年的中国典型儒将的风采。张自忠喜读《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做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也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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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几乎成了他最终战死的根源。忠君爱国的传统注定了他不会仅仅求内心之安定而苟且于世。前有遭受的不白之冤，后有蒋介石的宽容明理，张自忠必然会选择一死以洗刷社会赋予他身上的污迹。这污迹，必然是需用鲜血来清洗的，也必然会选择一死以报蒋介石的恩惠，在一个传统的儒将身上，这恩惠也必然要以死相报。这样无奈的选择在张自忠看来“良心很平安”，对于他来说，只有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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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是共产党将领中学历最高的，黄埔军校毕业又在前苏联学习军事。他对于战争的理解有多本著作留下，在战争年月里这尤为可贵。在抗日的最紧急关头，他写给妻子的11封家书（原本是12封，但其中一封遗失了）寄托了他在战争之外的全部感情——对妻子、对女儿无限的爱。左权是有诗人的气质的，11封家书里，词词句句无不满含关爱。但家国事大，儿女事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二者有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是大义，但绝不是无情。他的死，集中了所有舍小为大的将军们身上那种铁汉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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