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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老师们还要穿“协和服”，学生们要穿操服、戴勤劳奉世的帽子。协和服是伪满公职人员统一的制服，是伪满时期重要活动及庆典必须穿的服装。帽子上面有学校的校名和番号。学生们早上到学校以后，要在操场集合，然后升日本国旗、念日本诏书，最后再向日本国旗敬礼。就连唱歌的时候，也要唱日本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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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日本国旗，我们是最反感的，要半边身子向左转，遥对东京给日本天皇祝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祝福，悄悄说‘嘎本儿’，就是东北话‘死了’的意思。一种愤怒在孩子们心里积攒，但是出去谁都不敢说。”李玉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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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课本里还突然多了中日亲善的内容。在当时的教育中，课本上从不谈“中国”，只说满洲国。而且，老师也从不给学生们讲“祖国”两个字，所以像李玉清这么大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祖国。“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祖父爱说今年是民国多少年，我妈就赶紧要纠正，出去不敢说民国，要说是‘康德多少年’。”李玉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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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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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奴的滋味儿，那个年代的东北人是最清楚的，日本人搞物资“统制”，中国老百姓连大米都不敢吃，吃的就是掺了橡子面和谷糠的混合面。父母跟我讲过不少的亡国奴的生活记忆。记得大伙儿对于那些从邻国过来的“二鬼子”特别反感，同样是亡国奴，却经常带着炫耀的神色对中国人说：我们的“Nikei”——大米的吃，“Ni, Nipeng”，你“惊奇米”（米糠）的吃……种种“掌故”，化为音节，印刻在心中，带着殖民地人民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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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演员王刚自传《我本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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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是“大满洲帝国”的年号。1934年3月1日，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但是从此以后，这个做着复辟皇帝梦的傀儡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生活在“帝国”的人们也被强迫向日本天皇行遥拜礼，如有违抗就会被抓去砍头。“抓了中国人，冬天在江上凿个大冰窟窿，到了冰窟窿边上，用刀把头一砍，头就掉到冰窟窿里了。”如今提起这些事情，曾经的东北抗联战士单立志仍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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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的那个秋天开始，所有的东北人民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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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元旦，李玉清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他们的生活起居从这一天起将以东京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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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城墙圈起了上百万的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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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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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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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记·礼运篇》讲述了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没有战乱，没有纷争，社会和睦安定。“九一八”事变后，感觉到战争威胁的北平人更加渴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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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崇武当时是北平二附小的一名学生，他和同学们每周一晨会的内容除了唱校歌、校长训话以外，还要全体合唱《大同》，唱完了以后，才列队回教室开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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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北平城里朗朗的读书声被东北传来的枪声打断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尽数撤进关内，蒋介石屡屡出现在剿共前线，长城外已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天下。1935年，日本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相继控制了察哈尔以及天津、北平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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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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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签订的。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亲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时，因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而被送至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放行（张北事件）。《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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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已通过两年前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5月29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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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的“共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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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伪时期，市民最常食用的还是要数“共和面”了。这点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日伪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糠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东西都属奢求，更多的掺进了碎石子、沙粒、虫子甚至煤渣。曾在鹤年堂学徒的傅留城老人回忆：“老百姓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因为日本人已经下了封粮的死命令。没办法，后来老百姓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都抢着买。再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买到，不得不强忍着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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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东北，燕京大学的学生管玉珊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和同学们一起加入游行的队伍，却被老师拦住了。当时学校规定不许罢课、不许放假。作为班长，他领导了那次罢课，而老师阻止他和同学们游行的原因是认为这种不宣而战的战争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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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暴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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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小说《四世同堂》有这样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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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