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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人每打下一座城市，就会在崇文门的广场上放一个大气球，气球尾带上写着某某地方陷落了，还会要求老百姓去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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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有这样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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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着一队队的男女学生——以他们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没法子抵抗。他们在不久之前都听过敌人的炮声与炸弹声，都看见过敌人的坦克车队在大街上示威，他们知道他们的父兄师长都不打算抵抗。他们只能低着头为敌人去游行。他们的手中的小旗上写着“大日本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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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广播电台上的大气球又骄傲地升起来，北平人不敢仰视，因为上面写着：庆祝南京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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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忍受亡国屈辱的何兆武和家人踏上了逃亡的路程。那天天气很凉，他和家人一早就到了火车站，平时总是乱哄哄的火车站，那天却非常奇怪。火车站里虽然人也很多，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没有人一样。“那是一种死寂的可怕，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你都听得见，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一种亡国的痛苦。”何兆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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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生活在北平的阮崇武没有离开，他和沦陷区的人们要面对的除了寒冷还有饥饿。随着战线的拉长，战争物资变得日益紧缺，日军开始掠夺沦陷区人们仅能糊口的粮食。开始的时候，北平的百姓还有馒头、大米吃，后来就吃棒子面了，再后来连棒子面也没有了，就成混合面了。混合面就是树皮、杂粮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磨在一起，这些本来是牲口吃的东西，竟然成了老百姓抵抗饥饿的唯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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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沦陷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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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相比，上海的状况要相对好一些。虽然上海也失守了，但英、美、法等国此时并没有对日宣战，因此日军只是驻扎在租界区外，而租界区内虽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却仍然车水马龙、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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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上海租界区的倪维斗这年只有5岁，偶尔能吃上一顿饱饭是他所能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们吃香肠，妈妈说一个人不能吃一根，只能吃半根；咸鸭蛋一般来说最多半个，不能四兄弟一人一个，都希望吃黄，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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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对的稳定使得数十万难民涌入租界。仓促逃命的难民，大多无处栖身，只能睡在马路上。冬日的上海下起了小雨，气温降到了零下摄氏几度。一周后，因为寒冷和饥饿倒毙在法租界马路上的尸体已经多达100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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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爱玲在散文《我看苏青》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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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线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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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随即占领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把住在法租界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都赶到了集中营，以前不能进入租界区的日本人全部到了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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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琪记得那时候老师经常提醒她们，早上上学时走到有日本人的地方要低头。她说：“那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沦陷是什么意思，但是总的来说，就感觉到日本人欺负我们。”有一件事倪维斗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妈妈有一次，从马路上过桥的时候，大概走的路不对，被日本兵打了好几个耳刮子，回来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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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租界区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也没有了，倪维斗的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四人和许多难民一起，踏上逃亡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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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阮崇武和家人也逃离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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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的逃亡，不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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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说：日军已经占据中国12省521县。数百年来，还没有一场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波及整个中国，1600万中国人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活。但是，逃出沦陷区的人们，最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能活着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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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锁线的封锁口驻扎的日本兵通常有100人，全部带着刺刀，挎着机枪，机枪口对着游击区。那一次，逃离北平的阮崇武和家人一直走了200多里地，路上没有停歇，困得一边走一边打瞌睡，碰到个石头或坑就会摔一跤。同样要经过敌人封锁线的还有倪维斗和他的家人。过封锁线的时候，专门有人领着大家走，大人告诉小孩不准讲话，只能加快脚步，闷声不响地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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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斗和家人很紧张地走了一会儿，侥幸逃过封锁线，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无休止的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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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内地。已经与家人失散的管玉珊只身拥挤在逃难的人群中。逃难的人看起来样子很惨，好多穿得挺整齐的女人提着皮箱子哭，打开皮箱就剩一双鞋，于是一边走一边哭。他亲眼看到有一个青年抱着孩子说：“怎么办呀？”话音未落，就被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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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军频繁的轰炸，人们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路程。当倪维斗和家人来到车站时，站台上早已被逃难的百姓围挤得水泄不通。车已经完全满了，门根本进不去了，倪维斗和一个表妹是被人从车窗塞进去的。站在火车里，没地方坐，也没地方躺，因为已经完全被人挤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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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中悲苦的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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