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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秋天，我们来到美国拜访了一位沉默的老人。老人的家人很热情，人人都想在摄像机前说上几句。而老人自己却不太爱说话，采访之余，还时不时地抽空打个小盹。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温和地朝每一个向他打招呼的人微笑，但只要一提起昆明，笑容立刻便在他的脸上消失，透过他的眼神，我们仿佛又回到了60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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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飞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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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的飞机袭击了南京。据统计，“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16架，而其中真正能够起飞作战的只有166架。就是依靠这100多架老式飞机，仅在1938年进行的5次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来犯日机62架。但是，随着原有作战飞机的不断损耗，特别是一批优秀飞行员的牺牲，中国的天空逐渐不再属于中国。日军利用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对中国西南大后方各地实行大规模的连续轰炸。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9月至1941年12月，仅昆明一地就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18次，死伤军民3000多人，被毁房屋14000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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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澄是当时飞虎队的翻译官，他模糊地记得日军第一次轰炸是在1938年或1939年的一天。那天飞机从台湾飞来，炸在了昆明市昆师路上昆华师范学校一带。日本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那里被炸死的人的尸体后来被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起摆放着。而路边电线杆上、墙上挂的都是心、肺、断肢、一块一块的肉。黄澄说起轰炸后的惨状，依然心有余悸，他说：“惨不忍睹，那真叫做惨不忍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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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细节，黄澄记得很清楚：“当时昆明大东门有一个牛肉馆，它被炸了，被炸了怎么办？搬家？不！在原地方附近又弄一弄，又开张了。然后又被炸了。它第三次又开张时就改名叫做‘不怕炸牛肉馆’。”然而“不怕炸牛肉馆”却没有摆脱它再次被炸的命运。黄澄记得这个“不怕炸牛肉馆”翻来覆去一共被炸过四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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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岑峰的记忆里，日本的轰炸机简直就是肆无忌惮，飞得很低，连机翼上的日本国徽都看得很清楚。那时候中国没有先进武器，没有高射炮，最多是架着机关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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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军的疯狂轰炸以及我军的无力抵抗，昆明防空司令把现在的圆通山变做高射炮基地。日本飞机来了，他下令开炮，可是炮弹打上去，5000公尺左右就炸了，一炸就炸成一片。但是日本飞机在上面，炸不着。所以，远远看去天空中是三条线：第一条线是日本飞机从上面扔下的炸弹，把地下炸成一片灰尘；第二条线就是所谓我们防空司令的炮火线在半空上炸的一圈一圈的火；第三条线是日军飞机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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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中国根本谈不上维护领空权，只能是被敌人压着打，空军力量的薄弱，让普通的民众只能选择东躲西藏，在暗无天日的防空洞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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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中国，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东南沿海各省已被日军全部占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空军迫切需要加强空军力量。1940年11月，蒋介石委派美籍空军顾问陈纳德和空军作战部长毛邦初前往当时还没同日本开战的美国，谋求得到一批作战飞机并招募一批美籍飞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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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密令：向中国提供100架P-40B新式战斗机，并且允许美国陆海军退役军人及预备役军人组成美国志愿队前往中国。按照中美双方的协议，中方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在美国各地招募空、地勤人员，每个志愿人员都必须签约作为中国空军志愿人员为中国空军服务。洛文斯基是当时飞虎队的机械师，高中毕业后，他就加入了美国军队。他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人来找他，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去帮助那里的人民。而且，对方说，如果愿意，他将马上被录取。洛文斯基说：“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冒险和挑战在这个美国年轻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生命。与洛文斯基不同，同样作为飞虎队机械师的拜斯顿则是为了几乎三倍的工资。他说：“我当时作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一个月赚70美元，但他们给我的工资是300美元一个月，这比我习惯的多得多了，所以我决定试一试。”就这样，一批原本彼此毫无关联的美国青年，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汇集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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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邦德也是这些美国青年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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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查尔斯·邦德生于美国德州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当时经营着一家从事装潢设计的小公司，他特别希望儿子能为他工作，所以不想让儿子完成中学学业。但查尔斯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改变命运。直到有一天军队来招兵，不过军靴和军刀得自己出钱买，于是查尔斯就向邻居借钱，买了军靴、军刀，参加了军队。1935年，查尔斯·邦德加入德克萨斯国民卫队，开始接受飞行训练。年轻的他非常渴望能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然而现实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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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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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9个月的高级特殊飞行训练完成后，查尔斯·邦德却发现自己被指派驾驶轰炸机。他失望万分，追问教官为什么。教官说：“因为缺乏轰炸机驾驶员，一半的毕业学员要被指派驾驶轰炸机，而你的名字正好在字母顺序的前一半，也就是被指派驾驶轰炸机的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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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查尔斯驾驶战斗机的梦想并没有彻底破灭。1941年，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战斗机，并允许美国军人志愿前往中国。这一消息对于一直想驾驶战斗机的查尔斯·邦德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完全自愿地参加了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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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第一批由100名飞行员和190名地勤人员组成的美军志愿人员由旧金山起程前往中国。由于当时美日尚未开战，因此他们的护照上写着：音乐家、学生、银行家和农民等五花八门的身份。他们的经历几乎涵盖了美军当时所有与飞行有关的编制，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曾经驾驶过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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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同古正式成立。到达缅甸后的第二天早上，志愿航空队员们就告别了休闲的日子，上级告诉他们与之战斗的敌人是多么的强大，这不是在好莱坞拍电影，战争会很残酷。事实上，刚到缅甸培训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开心。但是第二天早上，知道了是要去打仗，很多人就要求要退出，回国。而剩下的这些人，则组成了这支人数最少，在最大的地域作战，并且战绩最大的，著名的飞虎队。这支杂牌军首先需要面对的难题是热带闷热的天气，以及训练中连续不断的事故，所幸他们拥有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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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2月18日，陈纳德率领他的杂牌军秘密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而1935年他在《防御性追击的作用》一书中所提出的那套被人忽视的“战斗机双机编组作战”理论，终于有了可以付诸实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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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李·陈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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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中将。1937年，陈纳德来到中国出任中国空军顾问，当时中国空军的实力非常薄弱，陈纳德在昆明设了办事处。3个月的顾问合同期满后，陈纳德拒绝了回国的命令。他在给美国领事馆的答复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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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才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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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纳德的战术体系中，每两架战斗机组成一个战术小组，每架长机原则上只对自己的僚机负责，这就简化了空中混战时的临场指挥。作战时，各战术小组同时从不同方向发起进攻，利用速度冲乱敌机队形，然后各个击破。罗斯福总统给中国提供的P-40B新式战斗机飞得比较慢，但是却很结实。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虽然飞得很快，但结构却十分脆弱，被称为空中打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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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18日上午时分，就在市民们忐忑不安地仰望天空的时候，从日军占领下的越南河内起飞的10架96式三菱中型轰炸机正在向昆明市区飞来。日军并没有为这十架轰炸机安排战斗机护航，因为在他们看来，轰炸中国城市是不需要战斗机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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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25分，防空观察哨发现了逼近中的日军轰炸机，空袭警报随之响彻全城。11时，日军轰炸机编队飞临昆明上空，一场浩劫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时，几架样式奇特的战斗机突然从云层中钻出，直扑毫无防备的日军轰炸机，日军机群一片混乱，6架日机先后中弹起火，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在空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