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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想要组建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其鲜明的目标就是“和平、反共、建国”。时任汪伪三十四师参谋长的施亚夫在第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时候，就大胆地向他提问：“反共不能和平，这两者是不是有点矛盾？”汪精卫没想到有人会讲这种话，觉得挺新鲜，发现施亚夫这个人不错，有点胆量。施亚夫说：“汪精卫这个人是很精的，谁要是在他跟前过分滑头了，被他发现就不行，得要有点胆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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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伪军后来改名为“和平建国军”，也许与此次二人的对话有关，当然，也许无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让汪精卫牢牢记住了施亚夫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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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这个年轻的参谋长印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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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时间里，施亚夫凭借上司的赏识和自己的能力，在苏皖边区汪伪三十四师成功地站稳了脚跟。他回忆说：“汪精卫的小舅子和我很好，他的儿子也和我很好。有一次，舅舅跟外甥有矛盾了，闹意见不回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也没办法，于是要我出来调解，我就把这关系给调解好了……所以和他们越来越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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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很信任施亚夫，而且很欣赏他的胆识和才华。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这个能帮助他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小老弟，还有另一个身份——共产党！其实施亚夫在1928年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41年，已经都是老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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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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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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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施亚夫利用手上的小股部队，谎称8000人，自封为伪七师师长。不久，一个自称汪伪政府少将的人登门拜访了。施亚夫回忆说：“汪精卫的参赞武官来检查，我的部队根本就是空的，他要看花名册，盖在花名册上的图章，有些是临时在上海伪造的，用伪造的图章一盖，看着像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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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亚夫成功地骗过汪伪政府和日本人的审查，于是才有了后来汪精卫的赏识。深入敌人内部传递情报是施亚夫的一项工作，为避免被发现，情报一般只用口头或暗号传递。有一次，鬼子要搞大扫荡，施亚夫得知后，让情报员用一支香烟代表一个班，整盒香烟代表鬼子的大部队，把情报送出去。结果，香烟送过去以后，却被不知情的人分着抽掉了。后来鬼子来大扫荡，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发出情报，施亚夫就此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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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作做得好，八路军才能少牺牲，一次过鬼子据点时，八路军小战士任旭东，见识了地下工作的厉害，因为那一天，任旭东的队伍以零伤亡过据点。他们事先就和地下人员都联系好了，有引路人员、侦察兵，还有碉堡里的伪军。否则，当部队过据点时，伪军一开枪，附近的日本鬼子就来了，部队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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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施亚夫老人的回忆，我们不禁想知道，伪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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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歹能挣点钱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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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处理满蒙问题纲要》中规定：不允许新国家的陆军存在。但由于东北的抗日力量壮大，伪满不得不建立“兴安军”。之后日军的政策是以华北五省“自治”为目标，以维持治安为目的。这些不需要作战的伪军多以“保安队”、“伪警察”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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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会战前，日本改变了原有政策，改为“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在各地方设立伪政权，组织“治安军”。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同样限制其军队人数，改称“绥靖军”。施亚夫回忆说：“一部分人是没有组织、自发地抗战，国民党觉得收编他们不行，于是他们最后走了伪军这条路；另一部分就是工人，其中少数是被日军俘虏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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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日军对各地政策不同，导致伪军的组成人员各有差异，在伪满日军颁布了强制征兵规定，满19岁的壮丁，需入伍服役3年，除投降的部分东北军，伪满军队中也有少数抗联叛徒。彭施鲁时为抗联二路军第四军留守处主任，90多岁高龄的他回忆道：“在困难的时候，情况不断变糟的时候，叛逃是很难避免的。杨靖宇的部队受损失，就是因为有叛变的人，是一个师长，这个师长叫陈斌，他投降日本以后，带着日本人拼命地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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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少年技术兵正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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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的发展，一些国民党正规军，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投降日军。1941年，国民党少将参议林建五曾公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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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坚持确实不易，必不得以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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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与蒋介石不合的“杂牌军”为保存实力，也举起了降日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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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前程老人说：“伪军从国民党部队出来，名义上叫曲线救国。原来在国民党中，他们的任务是反对共产党，叛变之后还是反对共产党。因此，同日本人一起，三家集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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