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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32年，上海几所重点大学和汇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在日军轰炸中被摧毁。一位日本军官用一段文字道出了轰炸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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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炸毁中国闸北的几条街，中国人半年一年就把它修起来，只有炸毁商务印书馆，中国人就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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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想起二战期间英国和纳粹德国的不成文约定：英国不轰炸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德国不轰炸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力求“脱亚入欧”的日本却没有把这个文明的习惯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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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很清楚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才把学校作为轰炸的重点目标。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在日军频繁的轰炸中，全国108所高等学校，受到破坏的有91所，北平许多校舍沦于敌手。在战火中备受重创的各大学校为了保住学校的资源，挽救中国的教育，最好的选择就是往内地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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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这是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之后的再一次联合。这一年，很多教授和学生陆续踏上了前往西南联大的路。无数的图书和仪器也通过船只从沦陷区运出来。长江纤夫以血肉之躯，拉着一艘艘满载书籍的货船，一步一步艰难前行。日军轰炸过后，数百名纤夫倒在了前进的路上，勉强支撑着没有倒下去的人们，又继续挣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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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路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挽救民族未来的事情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心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有帮忙运书籍仪器的，也有资金捐助的，师生们和群众克服困难，一路坚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昆明。但是在即将开学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却摆在校长梅贻琦的面前：教师不够！梅贻琦想到了闻一多。但是这一年，闻一多正在休假，梅校长希望他把休假推迟一年，先到西南联大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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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的时代，一家人能够相守，是每个人最大的愿望。闻立雕老人说：“战乱时期父亲又要走，把五个孩子、一个阿姨，全交给我母亲一个人照顾，所以她不同意。”走与不走，闻一多面临抉择。就在这时，在武汉教育部任职的好友顾毓琇向闻一多发出邀请，让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立雕的母亲听说后就心动了，她认为教育方面的工作适合闻一多的性格和要求，而且教育部就在武汉，离家很近。但闻一多面对这份好差事却坚决不干。闻立雕说：“这不是让他当官嘛！他不喜欢干的事情，如果偏要叫他干，他就干不了。结果把我母亲惹火了，不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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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仍然无法阻拦闻一多离开。旧历新年的前夜，面对着渴望与他一起生死相依的妻儿，闻一多毅然选择去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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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的离别之夜，至今历历在目，闻立雕老人说：“那天半夜里，我父亲把睡着的孩子一个个叫醒，说他要走了，他心里也有了离别之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这次出远门，要到云南昆明，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和儿女们见面。他看看我母亲，我母亲却扭过头朝一边，不理他。看到这个局面，我父亲心里难受得话也不说了，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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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房子组成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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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是蔓延的战火，前方是未知的西南边陲，从异乡奔向异乡，一路上景象凄凉。所幸终于安全到达昆明。目睹了人们的疾苦，闻一多蓄起了胡须，发誓抗战不胜决不剃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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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1869—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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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的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由于张、蒋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实际上落到梅贻琦校长一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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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琇（19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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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入清华学校，后留学麻省理工学院并留居美国，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与冰心、梁实秋声名相当，且是好友。他是江泽民在上海交大的老师，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专程拜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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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28日，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了将近大半年的师生们，终于到达了云南，开始了战火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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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艰苦的，刚到昆明时，由于学校房屋紧缺，他们最初只能借住在云南的一些大学里。张定华当时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她回忆说，学校的房子都是泥坯做砖盖起来的，教室是铁皮，学生宿舍是草皮顶。下大雨时，雨水滴在教室的屋顶上，当当当地响。有时候铁皮屋顶也漏雨，即使外面不下雨了，教室里面还在滴水。同学们坐的都是木头椅子，漏雨时就拉开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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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楠是经济系的学生，对学生宿舍的拥挤深有体会，他说：“一间屋子里，几乎要睡几十个人，床与床之间挨得很近。”李佩也是经济系的学生，她说，两个床之间，有几个煤油箱摞着用来摆放东西，用来坐的凳子，往往也是一个煤油箱。那时候没有玻璃，窗户都是在木框上糊纸，教室也是纸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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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院子很大，但是学生们每天去上课，都要走过一片坟地。到晚上，李之楠和同学们从图书馆回宿舍，都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个坟地阴森极了。关于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曾说：“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的确是这样，西南联大的大师很多，大楼却一座也没有，都是茅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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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茅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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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梅贻琦校长请同在昆明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一个月以后，一所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被设计出来，然而当时的联大根本没有经费，就这样，设计稿上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平房变成了茅草屋，甚至最后盖茅草屋都木料不够。每改一次设计，林梁二人都要落一次泪。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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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学生都是自己选课、选老师。老师们给学生留下的印象都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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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是1939年秋天入大学的，就在1939年8月底，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何兆武当时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他对这个挺感兴趣，所以选择了学习历史。他记得钱锺书先生讲课，好像有点玄虚，他绕着圈子讲，只提示一下，不会直接点出来，懂不懂就看学生自己的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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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学生沈善炯说：“陈寅恪先生讲课，会讲许多课上不能讲的东西，学生们都听到了。我听陈寅恪先生讲过一句话，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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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学生张定华说：“朱自清先生个不高，戴着眼镜，我们考试的时候，他甚至站到桌子上监考。他觉得抗日战争那么艰苦，我们在这念书，一分钟都不许错过，一定要好好地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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