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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树叶也快要吃完时，地方权贵就会开始把家眷、细软、剩余的粮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般是保留着中古式城墙的地方，里面有国民党军队严加戒备。有时，这一小撮权贵从农村跑掉后，还会留下管家卖粮食，并收购农民们被迫卖掉的东西。国民党保安团的任务是在灾区维持秩序，为权贵发财起保护作用。当他们力量有不足的担忧时，就会有外地增援被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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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灾年中，如果秋粮歉收，树叶很快脱落，不能食用，农民就吃树皮和陶土，或卖掉工具、土地，好购粮充饥。在此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把种子也吃掉，把心爱的耕畜也杀掉，从而灭绝一切回乡务农而不必借贷的希望。在粮价继续攀升的同时，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财物抛向市场，但囤粮户所出的价钱却越来越低。在此阶段，农民陷入惨境的标志之一是，在长辈去世时，为了省下钱来购粮充饥，不仅不能举办丧事，甚至不得不将死者裸葬，既无寿衣，又无棺材。这在高度敬祖的中国社会中是莫大的耻辱、痛苦与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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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沦为盗匪的人更多了，竞争也日益激烈，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紧张的味道，动手抢粮之前不免要先火并一番。树皮和陶土当然并非食物，只能暂时延缓饥饿感。当匪帮强大到足以抢掠整个村庄时，灾区就进入了真正的野蛮时代。苦难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有时，匪帮竟会因无物可抢而迁怒于饥民，残暴地将他们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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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农民或因身体虚弱，或出于没有心思，就根本不再去掩埋死人，而只是把尸体拖到离家较远的田中丢掉了事。而另一些人则感情麻木，竟在断炊时跑去偷吃别家的尸体，还得把争食的狼和狗赶走。有些人把家中不太有用的人卖掉，希望救活有用的人。妇女和儿童被出卖时尽管还算是奴婢，而未被当成食品，可依然要过秤。当一斤人肉的价格低于一斤粮食的时候，就说明灾荒达到了顶点。这时，体力尚能维持的农民就携家带口逃难去了。那些走不动的，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绝望但体面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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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荒的最后阶段，落草之人数量庞大而又丧心病狂，他们会将打击的目标扩展到灾民以外。他们威胁要劫掠城市，并且会把一小撮囤粮户的粮食抢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部分原因是中国有个牢固的传统，非不得已，不去犯上。另外，那一小撮人不仅有粮，而且有权，他们早已采取了足够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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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年中，许多饥饿的农民不仅要买口粮，还得买种子和农具，以便日后耕种，结果将自己弄得债台高筑。然后为了把钱借到手，又得把仅有的土地典当出去，或答应秋后算账，以收成抵债。当他们用贷款买回种子、农具时，其价格当然是较高的，有时竟比他们在饥肠辘辘时胡乱卖出这些东西的价格高出两三倍。当他们借粮时，粮价是按当时的灾年水平来估计的；而收获还债的时候，粮价又是按照当时丰年的水平来估计。一来一往，利息甚高，荒年后的月利率往往高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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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粮的少数人保持高粮价，直到他们把高利贷都放完；而在收获季节前一周，他们又抛出粮食，把市场粮价压低。在此阶段，降价一半也并非罕见。这时，一个曾经借用五斗粮食的农民在收获后就非还一石不可了。农民在收成到手后，即使并不够吃，地主和其他头头们也会不断找上门来，不仅要索取当年的租子，而且要追索过去灾年的欠租。于是，农民就只得再把土地或其他财产典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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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后的岁月中，即便天公作美，农村中也还是会留下深深的受灾烙印。少数本来小康的中农因土地减少，沦为贫农；而原本的贫民就更是地无一垄了。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却赚得盆满钵满，土地、钱财、粮食都增加了。许多流入远方城镇的农民，由于家中的一切都已变卖一空，就只好在城里继续流浪。而往往他们做工的工钱会被压得比平常工人的工钱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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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普通美国人了解到这些惨无人道的状况后，一定会发问：如此腐朽的社会，怎么会存在？就算只是短暂存在也不应该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沦入土崩瓦解，或者叫自杀状态，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尽管得到美国的援助也未能得救。但中国走向这条迟早会爆炸的道路，却是早从100年前与西方接触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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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在多重因素的支持下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中国与其他大国相隔绝，战事不多，不需要庞大的军队，也无须强有力的政府，只要派好封疆大吏，皇帝的权威就能笼罩全国。皇亲国戚和宫廷王府的生活或许是绝顶豪华的，但捐税一旦分摊给全国各地，却也不算过重，尚可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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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落后，各地隔绝，受到外界的经济、政治干扰都很少。人民生活需要大都由本地手工业来满足。按照西方的定义，那里的工业只不过能达到自给自足，很少能积累流通的财富。货币的流通量很低，财富的主要媒介是土地和在土地上生产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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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所有权上，早已传下了大量的不平等。帝国官员则不断由一小撮地主阶级所补充。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有80%的人民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只靠一小撮掌权者发慈悲才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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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有一种制约力量，就是孔子的社会观念。这是一种人文精神，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由中国人发展起来了。这种观念认为，正如父亲有责任让子女过上美好的生活，为官者对治下的人民也负有同样的责任。皇帝对其臣子负责，并通过他们对人民负责。他是国家的君长。所谓家国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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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整套社会结构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责任是双向的：一是晚辈对长辈要孝顺，二是长辈对晚辈要爱护。皇帝是“天子”，具有人们想象中一切最高尚的美德，于是这种社会制度就加强了人们对合乎礼教的高尚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反过来又加强了这种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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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代中国出过许多暴君、昏君和贪官污吏，但除了在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人们一般总是保持着一种“天下一家”的观念，认为不应彼此欺凌。当一个朝廷允许其官吏肆无忌惮地压迫人民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天子已违背了天命。也就是说，皇帝任由人民遭受涂炭之苦，会引起他抽象意义上的父亲的震怒。这样，人们就会相信，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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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代皇帝都身处与世隔绝的深宫内院，信息的传布备受限制。因此，即便四海糜烂、九州沸腾，社会的某些地方也仍然不失良政，保持着正常的人际关系。加上中国那种低效能的、前现代的经济，这就意味着，富人仍可为富，穷人继续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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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不再与西方隔绝，而沦为一系列战争与侵略，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各种无理要求的牺牲者时，与外国的交往就暴露并加深了清王朝及其继承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脆弱性。而后中国又被一系列内战搞得一团糟，为满足庞大军队的消耗，捐税有增无减。安定的生活已经走远，中国陷入了漫无边际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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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西方的工商业对中国古老的平衡状态也起了摧残作用。内地已经对外国市场开放，于是原有的手工业品市场被破坏了。铁路与现代航运拉近了相距遥远的人群和区域之间的距离，造成了使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压力。当现代化工业在沿海地区萌芽时，西方式的可怕商业竞争大踏步地向内地扩散，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稳定，更多的货币和种种形式的流动资金开始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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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条件的改善让父母官们信守的伦常开始沦丧。当看不见的皇帝远居深宫内院，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偶像时，他所代表的、刻印在人们脑中的价值观毕竟还有点约束力。可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就不同了。信息通路一开，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所谓国家领袖的道德一样是个问题，不管是清王朝、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许多人都不过是乱臣贼子和既得利益者，地方当权派当然会转向新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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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思想和教育也增加了混乱，诸多种类的新名堂和价值观同时涌现，哪一家思想在中国亮相最多，自然就最容易被广泛接纳。西方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你争我夺，竞相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中国榨取最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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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中国沿海开辟了通商口岸后，这里的现代化工商业确曾在中国人中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富有阶级——买办和其他协助或模仿西方工业发展的人。其中，有的发展成了西方式的中产或上层阶级。他们用固定财产投资做生意，生意经也是从西方学来的，那可是远非原始的老一套可比的。在别处，包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区——农村在内，则一般只有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才能接受新教育、进行新投资、获得新利润。中国只有他们才受过教育、拥有闲置资本，不管数量有多可怜，然而他们获得新财富时往往会购置田产。这种新财富可以来自工商业，也可以来自勒索受贿，而购置田产则是该阶级的传统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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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原因不明的人口猛增，当中国进入纷纷扰扰的20世纪、经历西化改革的时刻，它已经有了光靠原有土地上生长的谷物怎么也填不满的嘴巴，而且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已很严重，耗尽了地力。生存之难与潜在的恐惧使人贪得无厌，并加重了那种不惜同类相残的个人主义。这种行为方式普遍存在于家庭之外的各个方面，家庭成了人际关系中的善良和责任心仅存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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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中较为富有的人都在以全新的、几乎是毫无节制的方式来致富。已被无知和无权摧残的农民则处于无法抗拒厄运的地位，他们为恶性增加的人口和没完没了的战争负担所苦，而这种负担是富人必定要转嫁给他们的。中国的财富——包括土地在内——一开始是较为缓慢地、多少还合乎人道地在易手，而后来，这种变化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残酷，贫者越贫，直到情况坏到不能再糟糕的情况，就像我在讲广东灾荒时谈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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