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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国民党前线的后面，展现着一片片“无路区”，都和我们在西江三角洲走过的一样。其深度依日本空袭的习惯而有所不同，一般有10英里到50英里。这里的所有交通设施，包括宽点的人行道在内都被毁掉了，或任其自生自灭。整片整片的城镇都被抛弃了。住在那里的只有农民、一小撮囤粮户、走私贩子和他们的代理人。驻防的军队大多是贫弱的地方部队，或中央政府打算削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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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路区”之内，还有一块被废弃的长条形领土，纵深不一，最深的达100英里，都是按可能被敌人侵占危险的程度而定的。现在，乡村生活颇为正常，城市生活的上层结构已经解体。乡村公路还在开放，但所有的铁路都已被摧毁。现代化工厂要么被“焦土政策”，要么迁往西南去了。城市中的大部分上层人士都和他们的生意、技术、购买力和可用于投资的钱财一起转移到西南，或者战线的另一方——日本占领区去了。占领区是不受侵略威胁的。驻防在这里的第二线军队比“无路区”第一线的更多、更好一些。他们平时可以演习，一旦受到攻击可以保命。最亲信的“精锐”部队则保留在更遥远、更安全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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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的后期，大部分前线虽平静了几年，但国民党依然很少努力将外围领土与西南边塞连成一体。这里仍没人理睬，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只有走私线路把敌方产品运往华西稍富裕的一些市场。结果，经济灾难制造了政治不安，也必然导致了军事力量的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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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就私人利益来说，谁也不愿意在暴露于敌前的区域扎根。但应该承认，国民党政府应与这种怯懦现象作斗争，应该采取必要的冒险措施以树立榜样。可是，与此相反，政府却对私人利益妥为保护，不惜因此损害国家的利益，削弱本国军队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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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视前方的倾向在部队的配备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前方驻防的都是较差的部队，精良的部队反而放在后方。在国统区，政府当然由国民党一手遮天。1940年，当我到达中国时，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承认，这个政权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打一场反对另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大仗。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北方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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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民党委任经营的五大银行对发放贷款到靠近前线的地区搞建设吝啬得很，而私营银行反而愿意冒险。政府公务员间有句口头语，表示对往前线投资不屑一顾。他们说那叫“浪费”，说把高价值的设备与人员运往前方是“浪费”。高级国民党官员也“以身作则”，把家资从危险地带转移到华西或海外。这就和地主在灾荒时期从原籍逃跑，而把农民留在灾区一样。日本侵略期间，前线地区的农民和其他无权无势的人，也像饥荒时期的农民一样，能凭借依靠的唯有自己。在控制着粮食的一小撮人看来，所谓“社会栋梁”，已经安全撤到了最近的城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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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日战争最后的年月，国民党政府与地方上控制粮食的一小撮地主的相似之处就更明显了。后者利用灾荒来侵占土地和其他财富，而前者则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增加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所独占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即便在战前，这个政权就表明过，它要把大多数中国的基础工商业置于政府或国家银行的独占之下。后来，它就利用国难加紧盘剥中国经济，致使私人企业萧条到了濒于灭绝的程度。同理，战争的紧急状态还被用来削弱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任何国民党中央政权之外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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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在日本投降后达到了顶点。当时我们美国人试图保证国民党成为全中国的政府，把它的军队运往下游沿海的日军占领区，并给了它那么多各方面的援助，结果却致使它觉得人民是否对它支持就无所谓了。然后，它就把独占增加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在全中国造成了革命成熟的形势。这时，日军侵华期间被弃之不顾的前线的种种弊端，仿佛已然扩展到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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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普通外国旅行者想接近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听一听谈一谈，那是很不容易的；只能认识到某些专门与洋人交涉的人，而且他们的脾气往往不太好。再有，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或娱乐场所萍水相逢的一些人。其他人都太忙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接触面与外国人毫不相干。而战时中国可就不一样了，就拿我那回在柳州来说，我在炎热的8月等车去重庆，一等就是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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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的旅馆设在近郊区，三面都被圆锥形的、遍布广西的小山丘环绕着。在敞开那一面的中央立着一棵短了一截的松树，活像戏院中的乐队指挥台。我在柳州度过的第一个清晨，天刚破晓，庙里的一座大钟就从覆盖着尖屋顶的丛林之上传来了巨响。然后扩音器就穿过树叶，传来大声喊叫：“18架敌机到广西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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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机器宣布的字眼和浮夸而无感情的腔调越过家家户户的屋顶，掀起一阵喧闹。旅馆伙计和挑夫们一个接一个地敲门喊道：“警报！空袭！”柳州人对空袭总是一惊一乍。当地遭受过几次大空袭，但频率不高，所以还不至于让市民无动于衷，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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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们手提衣箱行李以及他们摆在荷花池边的柳条篮子或鸟笼子，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来到花园，然后就挤出门去，加入跨过广场的人流，直逼农村道路两旁的林荫，树影在人群穿过时摇曳不已。再走近点，小山包脚下的斜坡上已爬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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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场到山脚下的田地是非常拥挤的，人行道只够单人行进。叫喊声在这儿就更大了，有些人边跑边吵。这个踩了那个的脚后跟，跑得慢的被推倒在泥塘里，如此等等。田野上，有个建筑脚手架高高耸立，第一次发出警报时，它的横梁上就悬出了一盏红灯。忽然，第二盏红灯又顺滑车升起。从屋顶的台子上发出的巨大声音催促着人群快跑，“敌机离境已不过30英里了”。警报器的调门儿变成了一个紧张的人声：“快！快！快！”人群在哭喊叫骂声中踉跄地前进着，然后在山脚下较为干燥的地方散开，大家都弯下腰慢慢地走着。有时，第三次警报声传到了山脚下的岩石洞里。那是柳州的天然防空壕，还不曾遭到过轰炸。此刻，在洞外享受新鲜空气与开阔眼界的人可就手忙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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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高处，成百成千的人待在那里，犹如戏院里的观众。在“指挥台”外，缤纷的仲夏天空伸展开来，仿佛在上演造化大戏。在它下面，柳州城一览无余，像是舞台的布景。银灰色的建筑物是暗绿色高地上一块结实的补丁，周围遍布着阴暗的三角山峰。奔跑的人群荡起的灰尘，将房屋都盖住了，这条黄色的土龙沿着汽车狂奔的公路一直延伸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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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已到柳州了”，扩音器隆隆作响，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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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香烟熄灭，阳伞折起，孩子们叫着父母，穿白衣服的人被警告要注意隐蔽，一切谈话都停了。下面的这座空城里，除了马的嘶鸣，听不见其他声音了。在阳光照耀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圈里的牲畜、在关张的店铺门前喘息的狗，以及一群趾高气扬、摇摇摆摆地走下水里的大鹅。再过一会儿，沉寂中听见了嗡嗡声。每把扇子都停止了，每只眼睛都在向上看，这声音越来越清楚了。那天早晨，敌机自城南飞过，每3架一组，看起来像些小黑点，穿过“指挥台”外天空中发亮的云朵，飞往西方，顷刻间就不见了。西边是从印度支那出发，穿越广西高原的公路，随着一阵风吹麦浪，柳州四围的斜坡上也响起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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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谷中和两个国民党官员坐在一起。他们身穿上等走私料子的文官制服，虽然没和我讲英语，但我的出现使那位年龄稍小的官员想起了他自己的旅美之行，于是便开始向同伴介绍起了美国。——那摩天楼呀，真高哇！那大桥呀，真长啊！那隧道呀，好深哪！在他的朋友听腻了以后，他又谈到当他闯进美国中部时，看见过一只鸟。他稍许夸张地描述了它是多么小巧玲珑，还摇着手，表示那鸟翅膀如何扑腾。他勾起手指，按在嘴上嗡嗡叫，声音如此可怕，以致斜坡下面的一位妇女嘟囔着：“飞机又回来了！”并赶忙把阳伞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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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回轮到年长的官员听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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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想也到外国去看看那只鸟。”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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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人也许还没被轰炸搞得“谈机色变”，可“跑警报”却颇有经验。他们不像新手，把日历、花瓶、相册什么的抄起来就走，而是带着吃的喝的，坐在山里，在敌机过去后的十几分钟里就舒坦起来了，拿大树叶遮阴凉，用草编织篮子。当大家都心满意足时，谈话声喧闹了起来。在较低处的山洞口，有些人买了面条、豆浆、带穗的老玉米，把炉子燃起来，和那些打算迟一点在家用早饭的人一起，繁忙地干起活来。穿着破烂的孩子们游游荡荡地上下山，好像戏院里叫卖报纸、花生米的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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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山下一些玩游戏的孩子们在我背后模拟着空袭，挥手叫着“崩、崩”，彼此打耳光。当然，他们一看见外国人就立即停下来，用他们所想象的外国话，“叽里咕噜”地和我逗乐。“叽里咕噜”是中国人对外国话的通称。在英语流传较广的城市里，孩子们和外国人逗乐通常都喊些“唉，比，塞，耶斯、耶斯”之类的声音，大概是由“A、B、C”和“Yes、Yes”演化而来的。可这些柳州孩子却不断发出“郝勒儿、郝勒儿”这样的卷舌音。后来我得知，1940年柳州听到的外国话主要是俄语，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当地办过军校。孩子们可能是在试图说“赫勒朔”，就是“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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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在一个山谷里的官员们立即厌烦了这帮孩子，并把他们赶开了。可他们自己却继续着那些关于外国人的、令人难受的对话。他俩都是从沿海城市来的，年纪都不小了，经历过那样一种岁月：旅华外国人的做派仿佛已把中国看成了殖民地。当然，他们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这两个中国人又谈起“狗同中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还有其他令人生厌的歧视行径时，说到外国人便用了两个经典的蔑称：“大鼻子”和“老毛子”。讲到这些，当然会有许多不愉快的辛酸往事，但那位追忆着啼鸟的人却讲了如下一段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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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边上，住着一位女大鼻子传教士。她的听差死了，就又雇了一个中国农村的基督徒。她开始训练他了。明白吗？传教士训练听差，说是为了传教，其实是让他们听话，少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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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鼻子遇到了一大堆麻烦，她教给他用老毛子的方法搞清洁卫生。在接待过中国客人之后，她要他把每件客人用过的东西都洗一遍，还得用药水擦过。可他却不明白这究竟有何意义。更糟糕的是，她要他每天洗手、脸5次。他怕把脸皮洗掉了，就不大听话。一天，他给她送午饭时，脸上有条炭痕。这大鼻子可真恼火了，立即让他到她屋里去把镜子拿来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