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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讯员是不值一提的，据说他们已被国民党收买了，是一群最没用的东西。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国民党的战争实况和他们对外美化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其差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可是他们这些通讯员、记者却很难对此有所作为。真实的新闻在重庆之外较易获得，有些省份并没有设法掩盖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外国通讯员却很少外出采访，因为他们的雇主不给旅行经费。而且，人们一般认为，作为未被占领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应该待在首都附近，以便获取官方新闻。还有，想要到重庆以外游历的外国观察家很难拿到国民党发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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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们可能会从私营中文报纸和重庆的其他渠道收集到较为真实的消息，可他们的资金经常不够，因而不能雇请翻译、研究员或其他跑腿的人，他们和非官方中国人的来往限制在记者招待所内，而这里是被特务监视的地方，因此非官方的中国人来这里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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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消息然后想办法通过书报审查的过程中，美国通讯员并不善于和国民党官员讨价还价，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头脑不清的低级记者。为美国通讯社工作的非政府工作人员的地位尤为糟糕，因为严格来说他们应受国民党法律的约束，那些同时受雇于美国人的中国通讯员则偏袒国民党，只要有人出来抗议新闻限制，他们就会加以阻拦。美国领导机构中专司中国事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某些有经验、有威信的通讯员能够帮助重庆的美国通讯员获得并发出较多的消息，但这些人却被留在沿海大城市，也就是他们一向工作的地方，他们飞往重庆皆似蜻蜓点水，根本看不见帷幕后面的鬼名堂。国民党在美国报界是受到赞誉的，这只是因为它不被重视，不配被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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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在记者招待所居住期间，一个外国首席通讯员自香港乘飞机来到重庆，立即受到热情款待，包括：和蒋委员长夫妇共进午餐、访问战争遗孤院、在防空洞里参观模范工厂或医院，然后，他们就又进入五里雾中写虚夸的故事去了。在其余的时间里，许多发往世界各地的新闻都是经过国民党宣传机构改写的。宣传机构就设在记者招待所附近，改好的文稿印在绿纸上，送来记者招待所，由执笔人在白纸或黄纸上重新誊抄，然后再送回去，通过新闻检察署最后交电报局发出，新闻检察署就设在炮制文稿的办公室的楼上，其他不少发往海外的故事大多来自国民党御用的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已把其他主要的民办通讯社赶得靠边站了，其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报纸发布官方新闻，同时也发行一份英文版新闻报纸。中央通讯社会按期把新闻稿送入记者招待所的各个窗口，用的是棕色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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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界一向宣称他们是对公众负责的，但他们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宣传显然是不相匹配的。至于国务院的失败，就显得更大了，因为它向来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公众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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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在中国包括东北在内，一直拥有6座领事馆。1931年至1938年，日本在入侵的广大地区中占领了所有的大城市，但我们的领事馆却仍留在原地，而且在未沦陷区并没有开设新的领事馆，连重庆也没有，尽管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直统治着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昆明出于幸运没有沦陷，福州迟至1941年才沦陷。尽管这是未沦陷区中仅有的一两个领事馆，但它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被重视过，工作内容无外乎整天发发护照、签证，坐坐办公室，搞点杂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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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大使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年曾经常驻重庆，但在国务院当局的心目中，我们在那儿的外交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国务院外交据点登记处的图表上，连重庆这个名字也不曾列上。我们的正式大使馆依然设在北平。其实，北平已有将近10年不是中国的首都了。在伪政权所控制的南京，我们还设立了大使级办事处。所以重要的外交人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分布在北平和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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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非常规的美国驻重庆国务院办事处终于被“扶正”为大使馆，但它对国民党的冷淡态度却完全可以从大使馆地址的选择上看得出来，它设在生活优渥的南岸，离市中心有一小时的路程。你得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才能到达长江边，然后还得乘上摇摇晃晃的渡船过江，再爬上另一大段台阶甬道。那简直就像离开首都，乘坐30多英里火车一样费时费力。再看英国、法国、苏联的大使馆，人家可都是设在交通方便的市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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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重庆的时候，纳尔逊·T.约翰逊大使正在那里。他会说中国话，已经不年轻了，除非国民党政府有要事急召，否则很少跋涉过江。他有陆海军武官护卫，他们也会说中国话。这些官员住在南岸时，的确曾经广泛地与中国的军政界人士交往。我们当时有20多名可称“中国通”的官员都接受过美国外交服务处的语言和政治训练，但在这20多人中却只有1人当时在重庆。那个人住在南岸背后风景优美的山上的一所平房里，从大使馆到他那儿有一个小时路程的爬坡路，或者说，相当于乘坐火车走60英里才能到达首都。他也不想批评国民党，显然是由于他个人对宋美龄十分倾慕，宋美龄曾赠给他一条长毛猎犬。美国人很少接触重庆的无党派教授、作家、记者等构成首都独立文化生活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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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国务院已花了4年的时间进行调整，但当时已到任的美国驻国民党区大使高斯身边也只有4名“中国通”。80%以上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仍然留在日军占领区的各个城市。1941年下半年，我们设立了一个本该早就有的驻渝军事代表团，团长是马格鲁德。有的官员曾很仓促地去靠近前线的地区视察过，但是，在原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任何美国观察员去实地调查依然由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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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的保守主义和它对变革的敌意助长了失败。国务院反对变革，甚至原本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不过，我倒不认为应该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国务院。后来我在中国遇到的许多国务院人士都了解加强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必要性，但他们却被美国人对国务院的传统态度束缚：公众把国务院视为政府中的一个次要部分，其职责只限于照管海外的美国公民及其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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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一度是合情合理的，当时美国是生意人的国家，赞成政治孤立。可是这种态度存在的时间过长，于是，在我们已经被卷入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巨浪中时，国务院的经费和权威都还相当不足。珍珠港事件前，我们为了协调沦陷区里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做了很多外交工作，占用了太多的人力，因此，即便国务院想了解国民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战到底如何，也无能为力。总之，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大家分担，而不应推给国务院一家，因为我们迟至日本人把战争强加给自己的时候，才匆忙间向国民党伸出援手。过去，我们对国民党是轻视、冷淡的；后来，无论美国人民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无知都几乎到了危险的程度。在此情况下，失败很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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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混乱状态导致我们接受了国民党的表象。我们予取予求，给它的军事援助无止无休，以致在政治上削弱了它。日本投降后，美国的武器鼓励国民党冒险发动了一场它无法获胜的内战，把中国人民投入了另一场由于美国援助而持续多年的灾难中。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在这场内战中取胜，是因为它已经丧失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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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在内战方兴未艾之际，我正住在北平。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仅限于城里，附近农村已尽为共产党所掌握。以消除内战为宗旨的、以马歇尔为首的军调处执行部就设在北平城内。与此同时，以增强国民党打内战力量为己任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时为和平与战争而工作，这种方式注定了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要失败。这中间的根源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而之所以不了解又在于早期对它的藐视与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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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似乎唯有一条：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牺牲的。当我们的和平努力即将破灭的时候，通过顾问团供给国民党的美国装备有时被用来进攻共产党的地盘。当时用来戕害中国人民的轰炸机已不仅仅是使用美国汽油、丢美国炸弹了，它们还是由那些用美国船只运来、给美国人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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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轰炸有的就发生在北平城外。可是，在优美古老的北平俱乐部里却没有放映影片。即便飞机已临近足可照相的距离，空袭也被视为国民党的机密。那年，我在俱乐部中时常听到停战使团与军事顾问组人员之间的聊天。每遇这种情况，我总难免有一种被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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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从俱乐部中听来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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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早就说过，这些中国人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价值。那天，我们在阴沟里发现一个人，快要冻饿而死了，就在那小卖部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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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一到这儿，你就找不到我了，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每个外国人都踢出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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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你们干吗在工作之余还要谈中国呢？叫我说，我们正在为全世界做一件好事——鼓动中国人自相残杀，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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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我这样的“混蛋记者”而言，我有很多机会观察1940年现代中国的政治，那个珍珠港事件前的僵持阶段和美国对中国懈怠的冷漠时期，中国的政治犹如旋转木马一样循环往复，令人神伤。这是一个比后几年更有使命感的年代，残酷的利益机制隐藏在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旗帜后面，许多著名的美国人也因此围绕着彩绘的木马四处旋转。我刚到重庆时，了解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早期历史。我发现，这个政府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在成立初期就有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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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国民党的领导者是孙中山先生，他发动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并计划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民主。这些都是激进的目标，因为经济民主化需要对旧的农村土地的不平等所有权进行改革。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旗帜也吸引着保守派，它希望推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由一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组成。共产党于1923年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其余大部分规模较小的现代党派也支持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肇兴之地的南方军阀也支持。国民党成员包括商人、军官、教师、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农民和地主。国共合作是目前为止现代中国最接近民主、进步、爱国运动的一次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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