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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辩护士们阐明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以及对“民主”的渴望。他们说，蒋介石的确是个“革命家”，但他是民主的“革命家”，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家”。他们说蒋介石在上海的背叛行为，正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因为他认为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走向极端且不切实际。他们解释说，蒋介石与上海各方的谈判以及获得的贿赂，只是表明中国的改革应该沿着美英而非苏联的路线进行。最近，他们又开始说，蒋介石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把苏联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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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蒋介石的新国民党多么理直气壮地反共，它都是通过投机、背叛和谋杀而成立的。尽管很多被欺骗和被屠杀的人是共产党员，但进行欺骗和屠杀的人终究成了骗子和杀人犯。他们未来的行为，必然会被他们过去的行为玷污，不管他们残害的人被扣上了什么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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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1927年之后帮助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一小部分人，都参与了上海政变，有陈家兄弟、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等。他们掌控权力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未来政府的人事、技术、方向和最后的目标。除去意识形态上的粉饰，这次政变与中国其他军阀的诡计和暴行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权和利。因此期待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朝着民主前进，是一件十分幼稚的事情。这就好比一群劫匪，抢银行后花钱进了市容绿化委员会，难道他们还真的会去种花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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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统领的国民党之后的发展，正是政变路线的逻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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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介石在沪宁一带掌握了政权，但他和他的集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他们仍然一刻不停地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国仍然面临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从国内的情况看，江南以外的几乎所有省份依然是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国南部，有从汉口联合政府中分裂出来的共产党武装，即使是在蒋介石掌控的地方，对国民党的支持力量也因上海反革命政变而被削弱了。根据西方的理念，新的国民党有两种加强力量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民主或者政治经济上的分权，也可以选择法西斯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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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国民党，希望继承民主志士孙中山的衣钵——对于大部分了解民主的中国人而言，“民主”仍然是最吸引人的政治词汇。国民党希望得到太平洋沿岸各民主国家的友谊和支持。于是，它自然也宣称自己是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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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人普遍认为，在日本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之前，国民党是一直带领大家走向民主的。因为中国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学校、医院、工厂和道路，尤其是在沿海大城市。首都南京随处可见宽阔的水泥马路和现代化的政府大楼。选举计划、国民议会、宪法都写进了文件。蒋介石自称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一身美国风范的妻子则大力宣扬“重建精神”的“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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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些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偏远地区，这个政府的真实性质却昭然若揭。所以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排外的、压迫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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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国民党想如旧国民党一样民主，就要有农民、地方派系和小党派的发言人。但是，由于上海政变的暴力和背叛，之前联盟的成员不愿意再加入新的权力圈子，除了发誓效忠，当起了“孝子贤孙”的叛徒。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也会起而反对蒋介石一派通过政变取得的中央集权。所以如果不危及内部小集团的绝对权力，新的联盟绝无建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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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中山的早期计划，中国革命的中期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训政期”，即为宪政民主做准备。但1927年之后，蒋介石一伙认为现在就是“训政期”。当然，很多国民党党员也这么认为，尤其是领导者。可不管是哪个团体，一旦尝到了绝对权力的滋味，自愿放弃就不太可能了，专制很容易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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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政府，不但没有朝着民主和分权的方向发展，反而越走越远。早期它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放弃土地改革，国民党曾经承诺的对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扶助成了纸上谈兵。相反，农村地区的传统管理者，也就是控制粮食的一小撮人，重新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根据1927年农村地区经济恶化的情况，国民党采取的排外压迫政策，至少打压了80%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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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改革的放弃，可能是蒋介石上海政变前受贿的结果之一。这与他和他的团体的利益相符合，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地主的背景。但新国民党除了镇压土地改革，并没有其他选择。国共合作时期土地改革中形成的农村群众运动，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反对蒋介石和他的团体的力量源泉。如果土改继续搞下去，后者可能会重新登上权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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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控制粮食的少数人已经重新获得政权，因此在日本入侵前的10年里，农村经济的崩溃和自杀并未停止。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而穷人则穷得更快了。虽然农民没有从新建的汽车公路和政府大楼上获益多少，但他们却认为，地主阶级征收的新税是为了国民党的表面现代化；而蒋介石新国家军队的人力和金钱，也是从他们身上捞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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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越来越深的痛苦，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加严格的政治管控，这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蒋介石的国民党，很快恢复了保甲连坐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暴政和勒索制度。其实清政府覆灭之后，这个制度已经被取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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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甲制度中，10到15户为一甲，他们要为甲内其他家庭的任何罪行或欠债负责。10到15甲为一保，每甲都要为保内的其他甲负责。保又被划分为联保。有些地方保长和甲长是选出来的，但大多是上级任命的。联保长由县长任命，保长由联保长任命，甲长由保长任命。由于联保长几乎总是地主或富农，所以他以下的人也都代表着特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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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的组成通常很不公平。由于每个甲都要负责同样数量的税和征收，所以富户和穷人被分别组织到不同的甲里。有时候，一个富甲里有15个大户，另一个穷甲则有10户贫农，后者的负担显然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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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国民党也制定过一些纸面上的规定，企图将保甲制度发展成为下情上传的通道。然而，据我所知，在农村地区，保甲制度不过是一种剥削的方式，一种实现官府诈取钱财的机器，钱粮、兵壮、建材——政府需要的一切，都通过这样的制度从人民手里剥削。此外，由于全凭私人掌控，它的索取当然就极其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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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军队经过村庄，军官从当地联保长那里获得粮食或者征兵的许可时——军官也可以游说、行贿或者威吓联保长，联保长就可以决定从每个保拿多少粮食、抓几个人，每个保长则可以决定从每个甲拿多少粮食或抓多少人，每个甲长可以决定从哪家拿粮食或者抓人。这一体系理论上的优点之一是，在旱涝灾害期间，困难的家庭能够得到邻里的帮衬。一些保甲官员也的确这样做了，但他们的权力时常受到暴政和歧视的诱惑，所以最沉重的负担常常推给那些最没有能力完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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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最大的人，通常是最愚昧和胆小的人，所以保甲制度的官员很容易把这个体系转化为彻底的非法勾当，他们可以索取根本用不完的物资，压榨人民的财产，把压榨来的东西卖给出得起钱的人。由于受害者的无助，所以官员们唯一的危险来自上面，但他们是被上级任命的“自己人”，而上司训斥自己人是很丢面子的事，因此他们往往能够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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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强大的权力和财富保障。因为保甲官员自己不受横征暴敛之苦，所以他们非常乐意从他人那里征集上司想要的任何东西，即使要求非常不合理且具有破坏性。但从根本上，这种体系是自我毁灭式的。把所有负担都放在那些最没有能力承受的人身上，而放过那些有特权的人，注定会破坏旧中国社会的结构并加剧了不平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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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入侵的前10年，由于国民党的权力欲，无论是民主还是其他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在村级以上同样惨遭蹂躏，结果是与村里的保甲制度别无二致。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掌控的一党“训政”，很容易造成像欧洲法西斯那样的政府。国民党的具体统治术——领袖崇拜、精英军队、政治警察——这一切都是法西斯的模式，很难不让人怀疑国民党在精神上是法西斯的，甚至在组织上也将成为法西斯。但中国不存在成为现代法西斯国家的基础。农村的地主、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关注自身或家庭的利益，他们没有兴趣支持任何公众运动。而交通的不便、无力生产现代武器、识字率低下、拖沓敷衍的传统（根据西方的定义）也是成为法西斯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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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不愿搞民主，法西斯又搞不成，所以它的管理只能倒退到旧中国的保甲制度。其实国民党采纳了许多皇帝和军阀都使用过的“回避制”，只是稍加修订而已。通过这种方式，不受欢迎或是反人民的统治者可以建立起一种平衡体系，整体虽然软弱，但统治者本身却很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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