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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些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偏远地区，这个政府的真实性质却昭然若揭。所以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排外的、压迫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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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国民党想如旧国民党一样民主，就要有农民、地方派系和小党派的发言人。但是，由于上海政变的暴力和背叛，之前联盟的成员不愿意再加入新的权力圈子，除了发誓效忠，当起了“孝子贤孙”的叛徒。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也会起而反对蒋介石一派通过政变取得的中央集权。所以如果不危及内部小集团的绝对权力，新的联盟绝无建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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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中山的早期计划，中国革命的中期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训政期”，即为宪政民主做准备。但1927年之后，蒋介石一伙认为现在就是“训政期”。当然，很多国民党党员也这么认为，尤其是领导者。可不管是哪个团体，一旦尝到了绝对权力的滋味，自愿放弃就不太可能了，专制很容易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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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政府，不但没有朝着民主和分权的方向发展，反而越走越远。早期它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放弃土地改革，国民党曾经承诺的对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扶助成了纸上谈兵。相反，农村地区的传统管理者，也就是控制粮食的一小撮人，重新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根据1927年农村地区经济恶化的情况，国民党采取的排外压迫政策，至少打压了80%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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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改革的放弃，可能是蒋介石上海政变前受贿的结果之一。这与他和他的团体的利益相符合，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地主的背景。但新国民党除了镇压土地改革，并没有其他选择。国共合作时期土地改革中形成的农村群众运动，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反对蒋介石和他的团体的力量源泉。如果土改继续搞下去，后者可能会重新登上权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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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控制粮食的少数人已经重新获得政权，因此在日本入侵前的10年里，农村经济的崩溃和自杀并未停止。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而穷人则穷得更快了。虽然农民没有从新建的汽车公路和政府大楼上获益多少，但他们却认为，地主阶级征收的新税是为了国民党的表面现代化；而蒋介石新国家军队的人力和金钱，也是从他们身上捞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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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越来越深的痛苦，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加严格的政治管控，这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蒋介石的国民党，很快恢复了保甲连坐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暴政和勒索制度。其实清政府覆灭之后，这个制度已经被取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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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甲制度中，10到15户为一甲，他们要为甲内其他家庭的任何罪行或欠债负责。10到15甲为一保，每甲都要为保内的其他甲负责。保又被划分为联保。有些地方保长和甲长是选出来的，但大多是上级任命的。联保长由县长任命，保长由联保长任命，甲长由保长任命。由于联保长几乎总是地主或富农，所以他以下的人也都代表着特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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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的组成通常很不公平。由于每个甲都要负责同样数量的税和征收，所以富户和穷人被分别组织到不同的甲里。有时候，一个富甲里有15个大户，另一个穷甲则有10户贫农，后者的负担显然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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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国民党也制定过一些纸面上的规定，企图将保甲制度发展成为下情上传的通道。然而，据我所知，在农村地区，保甲制度不过是一种剥削的方式，一种实现官府诈取钱财的机器，钱粮、兵壮、建材——政府需要的一切，都通过这样的制度从人民手里剥削。此外，由于全凭私人掌控，它的索取当然就极其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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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军队经过村庄，军官从当地联保长那里获得粮食或者征兵的许可时——军官也可以游说、行贿或者威吓联保长，联保长就可以决定从每个保拿多少粮食、抓几个人，每个保长则可以决定从每个甲拿多少粮食或抓多少人，每个甲长可以决定从哪家拿粮食或者抓人。这一体系理论上的优点之一是，在旱涝灾害期间，困难的家庭能够得到邻里的帮衬。一些保甲官员也的确这样做了，但他们的权力时常受到暴政和歧视的诱惑，所以最沉重的负担常常推给那些最没有能力完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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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最大的人，通常是最愚昧和胆小的人，所以保甲制度的官员很容易把这个体系转化为彻底的非法勾当，他们可以索取根本用不完的物资，压榨人民的财产，把压榨来的东西卖给出得起钱的人。由于受害者的无助，所以官员们唯一的危险来自上面，但他们是被上级任命的“自己人”，而上司训斥自己人是很丢面子的事，因此他们往往能够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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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强大的权力和财富保障。因为保甲官员自己不受横征暴敛之苦，所以他们非常乐意从他人那里征集上司想要的任何东西，即使要求非常不合理且具有破坏性。但从根本上，这种体系是自我毁灭式的。把所有负担都放在那些最没有能力承受的人身上，而放过那些有特权的人，注定会破坏旧中国社会的结构并加剧了不平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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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入侵的前10年，由于国民党的权力欲，无论是民主还是其他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在村级以上同样惨遭蹂躏，结果是与村里的保甲制度别无二致。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掌控的一党“训政”，很容易造成像欧洲法西斯那样的政府。国民党的具体统治术——领袖崇拜、精英军队、政治警察——这一切都是法西斯的模式，很难不让人怀疑国民党在精神上是法西斯的，甚至在组织上也将成为法西斯。但中国不存在成为现代法西斯国家的基础。农村的地主、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关注自身或家庭的利益，他们没有兴趣支持任何公众运动。而交通的不便、无力生产现代武器、识字率低下、拖沓敷衍的传统（根据西方的定义）也是成为法西斯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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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不愿搞民主，法西斯又搞不成，所以它的管理只能倒退到旧中国的保甲制度。其实国民党采纳了许多皇帝和军阀都使用过的“回避制”，只是稍加修订而已。通过这种方式，不受欢迎或是反人民的统治者可以建立起一种平衡体系，整体虽然软弱，但统治者本身却很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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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直接派军的省份中，国民党的集权采取军阀政治的旧手腕——贿赂、背叛、恐吓。通过这些方式，中央的“人”可以分散、掌控地方派别。从宏观上看，由于蒋介石在用人上的精明，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时，这一模式进行得非常成功，国民党中央控制了长城以南几乎所有的省份，这就是所谓的“统一”。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妥协和勾结，所以这个词似乎并不恰当。直到外敌迫在眉睫之际，蒋介石还是不允许地方政权的残余势力进入政府——除非他们当年背叛了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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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政府是老式的军阀地盘，现代行政体制完全无法渗透进去。然而，有几个地方的将军，如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东北少帅张学良、“基督将军”冯玉祥，这些人的思想开化程度与蒋介石集团相当。如果他们的政权被吸收同化，而不是排挤削弱，他们原本会切实增强中国进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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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填补地方权力遭到破坏带来的空白，国民党不得不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这次混乱中的受益者——在政府中只是极少数。为了保证“四两拨千斤”，甚至党内还要继续搞分化平衡。中央政府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有政治见解不同的人，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他们混在一起，形成了权力的平衡和力量的制约。中央的“人”四处搞平衡，但造成的政体既无力量，更无效率，很容易变成保甲制度这样的老鼠窝。而在国家的层面，官员腐败加速了财富集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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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短暂地危及到了国民党有意制造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政府犹如倒立的金字塔，塔尖便是蒋委员长。在这次事件中，西北军的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张学良将他控制起来，逼迫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国民党的部署，地方军本应打击共产党军队，但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东北，而且公开策动华北独立，他们便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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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对统一战线做出模糊的承诺后，很快就被释放了。几个月后，1937年夏天，当日本开始入侵的时候，危机迫使他真正接受了统一战线。在日军高歌猛进的两年时间内，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甚至在国统区停止了对非中央集团的排斥和镇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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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将领在抗日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的甚至可以率领本省军队守卫乡土，一时抵抗侵略的士气日盛，也获得了几次大捷。当时，首都已经从南京迁到了汉口，又从汉口迁到了重庆；同时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吸纳了地方实力派、小政党、无党派人士，还有若干共产党人。“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的人。参政会只有咨询议政之责，但这是1927年以来分权取得的第一步。同时，国民党放松了对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不同政见者的迫害，鼓励任何社会团体参与抗战，甚至在报纸上发布了新的法律和税收政策，旨在减轻农民的负担。撤退大西南过程中的英雄壮举与这些举措引发的爱国激情和热切期盼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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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1940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先天不足的统一战线早就结束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国民党一直盘踞在群山环绕的重庆，日本人大概已经无法再往前行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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