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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不愿搞民主，法西斯又搞不成，所以它的管理只能倒退到旧中国的保甲制度。其实国民党采纳了许多皇帝和军阀都使用过的“回避制”，只是稍加修订而已。通过这种方式，不受欢迎或是反人民的统治者可以建立起一种平衡体系，整体虽然软弱，但统治者本身却很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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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直接派军的省份中，国民党的集权采取军阀政治的旧手腕——贿赂、背叛、恐吓。通过这些方式，中央的“人”可以分散、掌控地方派别。从宏观上看，由于蒋介石在用人上的精明，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时，这一模式进行得非常成功，国民党中央控制了长城以南几乎所有的省份，这就是所谓的“统一”。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妥协和勾结，所以这个词似乎并不恰当。直到外敌迫在眉睫之际，蒋介石还是不允许地方政权的残余势力进入政府——除非他们当年背叛了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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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政府是老式的军阀地盘，现代行政体制完全无法渗透进去。然而，有几个地方的将军，如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东北少帅张学良、“基督将军”冯玉祥，这些人的思想开化程度与蒋介石集团相当。如果他们的政权被吸收同化，而不是排挤削弱，他们原本会切实增强中国进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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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填补地方权力遭到破坏带来的空白，国民党不得不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这次混乱中的受益者——在政府中只是极少数。为了保证“四两拨千斤”，甚至党内还要继续搞分化平衡。中央政府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有政治见解不同的人，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他们混在一起，形成了权力的平衡和力量的制约。中央的“人”四处搞平衡，但造成的政体既无力量，更无效率，很容易变成保甲制度这样的老鼠窝。而在国家的层面，官员腐败加速了财富集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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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短暂地危及到了国民党有意制造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政府犹如倒立的金字塔，塔尖便是蒋委员长。在这次事件中，西北军的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张学良将他控制起来，逼迫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国民党的部署，地方军本应打击共产党军队，但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东北，而且公开策动华北独立，他们便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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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对统一战线做出模糊的承诺后，很快就被释放了。几个月后，1937年夏天，当日本开始入侵的时候，危机迫使他真正接受了统一战线。在日军高歌猛进的两年时间内，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甚至在国统区停止了对非中央集团的排斥和镇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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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将领在抗日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的甚至可以率领本省军队守卫乡土，一时抵抗侵略的士气日盛，也获得了几次大捷。当时，首都已经从南京迁到了汉口，又从汉口迁到了重庆；同时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吸纳了地方实力派、小政党、无党派人士，还有若干共产党人。“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的人。参政会只有咨询议政之责，但这是1927年以来分权取得的第一步。同时，国民党放松了对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不同政见者的迫害，鼓励任何社会团体参与抗战，甚至在报纸上发布了新的法律和税收政策，旨在减轻农民的负担。撤退大西南过程中的英雄壮举与这些举措引发的爱国激情和热切期盼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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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1940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先天不足的统一战线早就结束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国民党一直盘踞在群山环绕的重庆，日本人大概已经无法再往前行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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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统一战线背后是“黄金十年”，这促使国民党政府重蹈覆辙。他们实在无法抵御变本加厉的诱惑。入侵带来的压力、转进大西南、对外封锁，这些都让社会各阶层更加容易受到腐败官员的剥削。因此，国民党的反动机器再次运转起来，而上海政变导引的方向也更加明显。政变引导的方向，既不是民主也不是法西斯，它只是螺旋式上升，排斥、压迫的人更多了，权贵的范围却更小了。农民的税收压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反抗者则被前所未有的野蛮手段镇压。共产主义者已经被国民党从他们的抗战计划中除名了，红军掌握的陕北也遭到了严密封锁。现在，消极抗战被用来削弱、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反对力量。中央系以外军政要员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只要他们有所异议，便会被视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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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抗日战线已经变成了互相猜疑、敌对的“大杂烩”。地方实力派盘根错节，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军或者日本人。杂牌军被派到更加危险的前线，而“精英”部队却在中央军的指令下，安居在杂牌军身后担任督军。通常，前线的军队都来自最遥远的省份，西边的部队被派到沿海，南边的部队被派到北部，诸如此类。这样做不光会削弱本省的地方力量，还会阻止前线地方军力的增强。如果这些军队保卫的是家乡，而不是语言不通的外省，情况肯定大不相同。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阻碍下，如果仍旧有非中央军将领变得太过强大，他仍然会被调离老部队，并且饱受猜忌和排斥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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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内也有类似的困惑。“国民参政会”的建议不再受到重视。显然，新职位的分配只是想提高国民党中央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建立高效的国家。统一战线时期成立了很多促进社会团结的组织，例如，爱国学生运动和国民党政治部组织的民众运动，现在这些活动都被消解了，掺进沙子，分化瓦解，任何真正统一的运动都会受到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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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垄断的趋势，人为制造分裂的原因，在经济领域体现得最明显。国民党的辩护者乐于强调蒋介石个人的节俭和表面上的“贫穷”，以此证明他的政府在根本上并非贪婪腐败。下级官员中的贪赃枉法被认为是偶然的例外。蒋介石的干净的双手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从军阀到皇帝一以贯之。在中国古代，钱被视为次一等的东西，土地才是象征特权的财富。在公共场合谈钱会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想要获利的军政官员会把朋友安排到肥差上，双方存在着一种各取所需的默契。更重要的是，他会把肥差交给妻子或者母亲的亲戚，因为他们的财富也间接属于他，那是家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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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这一习俗仍然适用于统治机构的上上下下。太平洋战争时，我和美国陆军供应处的军官住在一个房间。一天晚上，他看到国民党军官向当地美军卖汽油，便生气地回家了。虽然汽油是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而且即便交给国民党，其中也会有一大批出现在黑市上，但是美国陆军的官方回购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人说配额太低了，应该提高点。“从官方上说，我只能卖给你这么多了，”这位国民党员温和地回答，“但你可以去黑市上找我妻子买，要多少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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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介石的近亲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国民党时期最大的窃国大盗。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最大的商户，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管理着两家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国民党的银行在管理上高度私人化，家长制色彩很浓，忠诚的下属绝不能质问上级，永远没有人知道银行的资产和经理的个人资产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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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孔家、宋家的次要成员和故旧，以及陈家、何家等其他大家族的亲友都在国有银行担任挣钱最多的职位。他们的“人”和他们的“人”的“人”，都在国民党的垄断部门担任各种各样的关键职位。有的垄断部门，如资源委员会，是凌驾于私营部门上的政府机构，这个委员会有权规定私营煤矿的买卖价格。其他官方或半官方的私营部门，如中国招商航运公司，在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中非常成功，因为它们通常可以得到官方补贴和税收减免。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中央团体的“人”通常会得到类似的好处，它们还可以得到官方的私下协助，不受绑在一般公司身上的法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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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40年，不管是通过垄断机构还是私人投资获利，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掌握了全国一切尚能盈利的产业，如交通、矿业、军需品和其他重工业，还有很多其他日用必需品市场，如茶、火柴和盐。私人企业陷入萧条，再也没有恢复；国民经济日益朝着以土地和粮食为基础的乡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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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以外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普遍担心，官方垄断机构的收益都会进入私人腰包，这些担心似乎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年得到了证实。根据美国官方估计，中国富人——尤其是国民党党内成员——送往国外的钱财超过了15亿美元。非官方的估计还要更高。一位美国财政部的工作人员私下对我说，他觉得蒋、孔、宋三大家族在海外的资产至少有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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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来重庆的时候，特权圈子的缩小在其他领域同样很明显。政府的战时税收政策先是榨干了农民，如今又威胁到了中产阶级，进一步可能还会威胁到上层阶级。一开始针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倾分子的政治压迫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很好地融入了弱势平衡的政局，国民党内部的边缘集团开始丧失权力和利益。有时候，垄断的螺旋似乎还会继续下去，只要蒋介石能够从这个体制中获益，并且对体制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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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机制中最愚蠢的部分就在于，在国民党失去群众基础的同时，长征后在北方扎根的中国共产党却在不断扩大群众基础。讽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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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之前，共产党在苏区发起了猛烈的阶级斗争运动，大量没收土地和产业。有时还会把不法地主和资本家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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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达成统一战线时，共产党调整了以前的做法。汉奸和流亡地主依然要打击，但对其他地主只是推行减租减息。私人企业可以继续经营。地方政府搞的是“三三制[11]”：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国民党员，三分之一无党派贤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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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这些举措，使其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但共产党毕竟对党外人士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政策。共产党的扩张速度比以前更快了。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非常成功，有力地支持了迫切希望组织起来抗日的沦陷区人民；另一部分也是温和政策的功劳。1937年到1940年，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掌控的地区和人口，都增加了至少10倍。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最强大力量，而且其力量还在稳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