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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1940年的物价上涨还算不了什么。后来几年，一天的正常开销就要几百万元法币。要是身上只带万元小票出门，就会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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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外汇牌价是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经过了通货膨胀，本来物价是极其便宜，现在仍然算得上一般便宜。饭馆里一餐简单的中国饭菜，9月间只花10美分，现在要花25美分了。而对那些和美元无关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是个自我延长的过程，除非设法制止，否则必然会导致物价动辄以百万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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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最初反应是不予理睬，好几周过去了，报纸还是不许提，后来只是间接承认并宣布成立了反通货膨胀委员会。这手法和国民党在战报上所用的手法一样：“我军自各条战线反攻”这样的说法无非是承认又有城市陷落了。后来，政府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据说，物价上涨是由于人民不听话，贪得无厌，买得太多，吃得太多；他们忘掉了先辈们的节约精神，使国父痛心；人们倘不能表示他们的心是属于国父的，若是不能自己把物价压下去，他们又怎能指望得到和平与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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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委员长亲自过问此事。在一篇对四川乡长以上会议的激烈演说中，他谴责了囤积大米的地主，说那是通货膨胀的症结，要求把最猖狂的囤积居奇分子报告给他，粮食充公。他处决了一个原成都市市长，说他是囤积居奇的首犯，还没收了一些大米仓库。成都是四川最富的产米区。在此之后，物价上涨曲线平稳了一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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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之后国民党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缴地主囤粮。理所当然，我们很难指望那些本身就是囤粮户的地主乡长们自行没收粮仓。小道消息早已传开，原成都市市长被处决主要不是因为囤积粮食，而在于他是川军系统成员，一直不服从蒋委员长。同样，其他地主粮仓之所以被没收，也是由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作祟，或与负责收仓的官员有私仇。总之，物价又重新上涨了。在这段时期，重庆的有些角落里出现了木架铁丝网。最初，官方宣称是为了防御日本空降部队，但不久后便公开承认，那些铁丝网是用来“控制人民”的，因为物价上涨可能会引起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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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开始是自然而然的。过去两年，西部大旱，出现了缺米现象。走私尚未延伸到足以满足西部各省需要的程度。工业品同样短缺。国民党的前景黯淡至极，让人们觉得囤粮囤货比存票子要强得多，因为人们已看清了，国民党的票子背后没有金银准备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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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灾只是让物价略微上涨，随后的人祸才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这种境况太适合发“国难财”了。在全国和各地区，剩余财富已经被少数人垄断，他们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获利——购买更多的粮食或者物品，把它们囤积起来，避免价格上涨的冲击。他们无须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朋友就是政府。由于封锁的缘故，几乎没有外部竞争可以拉低价格。少数人控制了已经取代自由贸易的走私活动，并且可以通过操纵进口货物来加速物价的上涨。中国西部交通落后，工业极少，产出不足，供应短缺，因而垄断货物、借以牟利是格外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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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物价上涨，那些拥有粮食和货物的人就会发现，自己比那些只有现金的人更富有，有钱人都急着把钱换成货物。货物囤积会加剧短缺，从而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工商企业本就不多，它们的投资人此时开始撤回资本，购买囤积货物。生产的下降加剧了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形成了另一种下降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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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再次把自己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而不去为公众做好事、树榜样。在官样文章上，它一再重复加强物价限制及其他反通胀措施。可私下里，国民党的“人”，甚至政府机关都在带头破坏刚通过的法律，从新一轮涨价中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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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正当物价飞涨之际，从最高级下发了一个政府文件，指示今后的国家税收在农村要征粮代钞。我想，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基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最重要原因。农村中的税款主要来自农民，占据国民党政府年度财政收支的大部分。实行“以粮代币”不仅使政府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囤粮者，而且这种公然宣布其实就是不信任自己发行的法币。既然如此，哪里还会有那么大公无私的公民，手上有钱而不去囤积实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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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以后的岁月中，通货膨胀成了导致国民党崩溃的一大因素。票子贬值得如此彻底，财政窟窿足以搞垮任何一个政府。那真是个命该如此的垂死哀鸣！过去几十年，这个政权在旧式的中国中逐步走向垮台或自杀，近几年来，这个势头加快了步伐，通货膨胀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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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方在物价抬头时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通货膨胀就帮助国民党把利润集中起来，也帮助它毁灭了中产阶级，特别是工薪阶层，因为工资永远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群依赖工薪生活的人们，包括许多经过现代化训练、为政府所迫切需要的技术人才都被国民党疏远和抛弃了。中上层商人和实业家也遭到了一定的伤害。除非他们朝中有人，否则就别想在物价飞涨时期得到政府补贴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反囤聚法和反通货膨胀法，把正常的生意做下去。在国民党统治的各大城市，有一种垮掉的情绪和消极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在蔓延，这对革命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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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严重的后果还是在农村。尽管农民生产的粮食比钱有用得多，可很少农民手中能有足够的粮食，通货膨胀的便宜完全被那一小撮控制粮食的人占去了。由于棉布、灯油、盐及其他生活日用必需品价格上涨，农民反而受害更大了，有越来越多已经沦为贫农的人濒临破产，当他们出卖土地的时候，买主往往是最富有的人，是那些因通货膨胀而得益的官员或半官员们。垄断独占土地这种基本财富的螺旋加速运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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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雾都重庆，人们是这样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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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最近一次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了吗？国民党发言人建议，每口饭要嚼30次再咽有助于消化吸收，人们的饭量减了，大米就不再紧张了，物价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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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咱们议论过城里那些乞丐的下落吗？上星期我开车去歌乐山了。我看见他们都在一个棚子底下挨饿哩，那是公共汽车躲避空袭的地方。看来，是由于要搞城市清洁卫生，才把他们赶出来的。那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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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不得不把工厂关了。如果想开工厂赚钱，必须在价格上涨之前储备足供半年之用的煤，可他从哪一家国有银行都拿不到贷款，它们只给自己手下的工厂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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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印度支那逃出来的自由法国人告诉我，这边的米价比沦陷区贵得多，因此有许多国民党兵成群结队越过战线去买米。日本人好像还鼓励这件事，因为那是打探消息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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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说，他们银行中有几个领导被召去蒋委员长那儿去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去了，他们说近来老头子一听见什么他不喜欢听的事儿，就跑去站在窗户前朝外看，那里什么标语都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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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去重庆时，大部分时间待在记者招待所里，可也去城里住过，为的是尝试其他的生活方式。我第一次搬家去的是城里的中国饭店，就在我等沙坪坝公共汽车的小茅屋旁边。这家饭店各方面条件都和我住过的其他旅店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白墙，家具很少，也没什么遮蔽物。至于现代卫生设备，根本就没有。不过，那儿可当真有一大群情愿关照你的仆人，不请自来的访客也不少。就在这家旅店中，我才体会到了陪都生活中的最后一个方面，它与空袭、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一样，都构成了这座城市迷雾般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三教九流，天南海北，无所不有。在抗战期间，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之间原本的距离相当于从埃及去瑞典那么远。从仿佛来自史前的苦力，到在官场中发国难财的时髦假美国佬，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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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窗户开在第三层的后山墙上，从那儿，用肉眼就能看到两个层次的生活状态。约100英尺外耸立着一幢五六层的半西式公寓楼，内有复式住宅若干，它是在政府要人流亡进来后的繁荣时期盖起来的。旅馆旁边则覆盖着大堆晒台和过道，那就是拥挤的大杂院。房子遭受过空袭，有许多居室像舞台般敞开着。再往下，在公寓与旅店之间是6家老式平房，每家都有个院子。这些住户的工作、娱乐我都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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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店窗口乍一看，大家都一样的忙忙碌碌，但再过几天，各家各户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在小康之家，锅里每顿见肉，而另一些人家却连一点油水都没有；有些居民是回民，不吃猪肉，另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则不吃牛肉；南方人吃大米饭，北方人吃面条；一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有香港来的腰带和假衣领，另一家只挂着手工织的围裙和带有十字针脚的小孩衣服，那情景简直像是来自罗马帝国覆灭之前；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可能会把叫卖《中央日报》的报童喊住，另一个则可能要看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或偏自由的《大公报》；这一家在收集从山洞中塌下来的古代碑文，另一家却在收集模仿照片的机制花边；一层住户像是基督徒，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唱圣歌，阳台上的花草养在旧奶粉筒里，另一层却住着光棍、银行家、生意人，饮酒猜拳之声每晚不断；有时深夜之间，还会传来偷偷摸摸洗麻将牌的声音，因为“新生活运动”可是不让打麻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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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中午时分忙碌的大街上，重庆也仍然是一个千差万别、花样翻新的城市。人们的头上，有的戴着毛皮帽子，有的戴着帽檐朝后压低的苏格兰便帽，有的缠着头巾；再看脚下，有的没穿鞋，有的穿草鞋，有的穿丝线绣花便鞋，还有的穿上海百佳鞋厂出品的双色运动鞋；一个人为新房上梁提着一只祭祀用的鸡，跟在他后面的人却拿着个内燃机的汽化器，再后面的人则端着神学家斯维登堡的著作；乘别克车的官太太们进城买东西、泡茶馆要穿过住满了难民的防空洞；最后逃来的不幸难民居住条件之差，和澳大利亚的伐木工人没什么两样。此外，巫医神汉和赴美学成归国的牙医的广告都贴在同一块广告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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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日本投降了。我来到了北平，和一个无国籍的朋友谈过中国问题。他不仅对日常见闻感兴趣，还对哲学很有兴趣，他希望留在中国观察东方人的生活。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部落、氏族、地区和宗教团体，无论其规模大小，更无论阶级、政党、民族和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