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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快走完第二天的旅程时，我们来到了嘉陵江北岸的广元，北国就在眼前了。当卡车来到南岸时，一些农民正在路旁的水田中耕作。他们用水牛拉犁，这是从此地直到印度支那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氤氲的夕阳余晖中，秧苗在秧床中闪闪发亮，现出一派翠绿的夏季景色，了无半点瑕疵。这景色在我们身后那大半个中国的水稻种植区是到处可见的。稻田旁，宽阔的嘉陵江迂回着向东南延伸通往重庆，江中挤满了帆船和舢板，它们是河湖纵横的南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可是，嘉陵江北岸却又到处是骆驼，在干旱的北方，骆驼就相当于南方的船只。戴皮帽的北方人和缠头巾的南方人把货物在船舱和驼背之间往返搬运。由北向南运的是皮毛，由南向北运的是大米、食盐和调味品。在骆驼队的上边，广元的无数房顶杂乱无章，显出一片灰色的北方景象。在城外，秦岭山脉脚下的山丘是光秃秃的，山丘上散布着红色的条带。那里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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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广元的路上，沿途地里农民很多。我感觉我们的卡车从来没有远离过人声，在水田里，在那些被村子、灌木丛围起来的岛上，到处是繁忙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工种繁多，节奏奇特。这一切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以美丽山丘为背景翩翩起舞的演员。在山坡上，有个缠足妇女背着一堆高高的树叶，迈着小碎步前仰后合地往坡下走，面部毫无表情。丛林中，有块大石头上面还压着另外一块，有3个孩子郑重其事地各用一根棍子推着最上面那一块石头团团转，好像在进行一种什么纪念仪式。路旁，苦力们肩上的扁担上下起伏，和他们的步伐节奏一致，简直像是在跳华尔兹。一群群人用绳索把大石头高高抛起，在路面上砸坑，那样子看上去更像是表演而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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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使人大开眼界，但我原有的一种想法却被彻底打破了：这些人物是专供西方人欣赏品评的芭蕾舞剧演员。任何与路易同行的人都无法保留这种想法。虽然他的领域是工业，但他早已看透：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他多年在农村和城镇从事“工合”工作，使他获得了这方面的直接感性认识。对于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一切，他都带着尖锐的讽刺意味向我解说，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理解了表面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倘若让我自己摸索，那真得花上好几个月工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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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些有节奏地挑东西的人是在士兵看管下运土的，是强征来的筑路民夫。筐里的土是从他们的田里铲起来铺路的，都是珍贵之至的表层肥土。他们如此出工出料，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相应的报酬，丛林中的3个孩子是在磨面粉，那是供城里做糕点用的上等面粉而非自己食用。从他们破烂的穿着看，他们大概从没尝到过那些糕点的滋味。在山坡上一步三摇的小脚女人背的东西远远超过她自己体力的负荷。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前色彩鲜明的年画、香烛都是为了用来迎接旧历新年的。这些在重庆之外到处可见，表明人们依然想用迷信来应对无法理解的灾祸。殊不知迷信徒费资材，却毫无效用啊！在公共建筑上刷的战时大字标语中，常见的字眼是要人民服从，而不是鼓励全民奋起抗战，“服从领袖，复兴中国”、“听领袖的话”、“学习三民主义”，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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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出现的奇异民俗很快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更显眼的是人们因劳累过度而长满结节的四肢。他们的手、脚、腕部因营养不良而消瘦干瘪，头发干枯，两眼流露出病态的光芒，就连大地的美丽景色也被人间的苦难玷污了。奇形怪状的树干上斑斑点点，看上去像是在一根棍子上喷了粉末。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代代农民到处找柴烧，树的下半截的枝条早被人砍光了。石子铺路的大道旁，庄严的柏树也露着粉红色的伤痕，因为陷于冻馁的人们最近不仅剥光了树皮，还砍光了枝条。点缀这异乡景色的有时是在丛林中漫步的、好像在冥想的金鸡，但更为常见的却是士兵们的死尸，它们被抛弃在冰冷的河水里，仰面朝天，凄苦异常，任由涡流漫过腰身和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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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成都后的第三天，卡车在广元城外进入了嘉陵江边的一个峡谷中，两边陡峭的山崖直垂江底，陷入大堆礁石之中，江水清澈透明，石块和岸上石壁一样历历可数。公路下，帆船和舢板在风平浪静的江面上航行，犹如在一块薄薄的绿色镜面上滑动。峡谷顶部的公路对岸耸立着一座亭子，据说苏东坡等一些古代诗人都曾到此汲取灵感。卡车停了下来，司机在用小棍子拨弄发动机。公路这边的山坡上有间陋屋，我们这些乘客就到那儿去找茶水或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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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里面住着一对砍柴夫妇，他们卖的东西除了凉水，什么都没有。他们自己除了逢年过节，从不喝开水，即使在过节时也买不起茶叶。乘客们纷纷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回到卡车里，只有路易留下来和夫妇聊了一阵。说是砍柴，其实根本就是割草，因为这一带山上的树木早就被人砍光了，这是砍柴夫妇自己说的。他们还说，他们种着山坡上的一小块地，却只能卖柴薪勉强度日。他们家从无隔宿粮，如果不能在城里卖掉柴薪买点粥，那么夫妻俩从一清早起就得挨饿。他们每年要交3块大洋的税，可他们要是不在山沟沟里种点玉米、豆子，就交不了这笔钱。这块山沟地不属于他们，所以只能偷着去种。他们说3个儿子都因“病”去世了，于是日子就比儿子还活着的时候更难过了。他们不止一次地诉说着年老无子的苦处。他们没听说过苏东坡，说实在的，他们连什么叫诗人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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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其余的时间里，我们又越过了许多崇山峻岭，大部分都只见岩石而不见树木，峡谷逐渐减少了。路易指给我看有多少良田被辟为坟地。即使在开阔的平地，那些坟地竟也在横七竖八地分割着农田。在靠近城镇和大村子的地方，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数以顷计的上好耕地都只埋死人，而不种活人吃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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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说，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上等良田都被坟地占去了。路易满怀心事地注视着我们路过的片片坟堆，新坟上还装点了一些枝杆和彩色纸条。最后，他把手一抓用坚定的声调地说，要是他当了皇帝，就要把僧人道士、巫婆神汉、风水先生全都捉来，并且警告人们，坟地只能建在山里，而且四周要种上树，否则一律杀头。路易还喘着粗气补充说，这么一来，林木锐减的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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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成都的第四天，我们进入陕西，跨过了秦岭山脉，我们在山脉南侧就已感到了严寒。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落在棕榈树荫中的岩石缝里，结成了小冰碴。棕榈树本是南方植物，从此再往北就见不到了。现在，它的叶子竟也镶上了白边，显得很不协调。看来，在气候分界线上，一股来自北方高空的冰冷空气一定和南方升起的湿云搅在了一起。山顶没有人耕种，但植被茂密，这似乎是在提醒着路易：这里看似荒无人烟，其实本来是可以很有生机的。有一次他路过这里，见到一辆损坏了的卡车抛在那儿，发动机已被本地山区农民偷走，只剩下了底盘。路易派了一辆“工合”卡车前往救援，没想到，到那儿时底盘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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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分界线，云雾就逐渐稀薄了。我们的卡车沿北坡缓缓行进。田野上的风很大，树上的叶子已完全脱落，其色彩和气候一样，都与遥远的南方峡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峡谷的厚厚云层中往往显出一种浅淡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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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色的天空下，北方的黄土山丘连绵不断，犹如橙黄波浪起伏，边缘上有红、紫、黄各种颜色。在荒无人烟的山谷底部，白色沙石上成行地长着银羽样的速生树木，天空正中并无半点云雾。饱满的太阳发出暖和的光芒，这是在重庆从去年11月以来未曾见过的。强光在沙土上形成的暖流满溢在无风的山谷中。在来自宝鸡的公路上，有一列装有汽车轮子的马车队迎面而来。这些橡胶轮胎可能是从“无路区”中被抛弃了的卡车上捡来的；也可能是因为日本人禁止中国人使用机动车，于是不得不把卡车拆毁，改装成马车。它们运载的是送去南方的皮毛和原油。当车把式催着骡马加劲爬坡时，长长的鞭梢甩出来的清脆响声在这块颤动着的红土大地上恰好成了最恰如其分的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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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谈到了马车的刹车，就是压在橡胶轮胎表面上的木块。他说，这种刹车法可能是几百年前发明的，原本是给铁皮瓦圈轮子使用的，现在用在橡胶上，对轮胎损害很大，不仅浪费，而且一旦坏了还没法替换。他有些失望地说，这是他在“工合”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他有时会引进一种西式的方法或设计，可没过多久，就会发现有某种他从未想到的、还来不及宣布禁止的古老习惯已偷偷地溜进来搞破坏了。他言语之间的情绪显得有些低落，但在卡车下次停车时，他却拿起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吹着口哨，开始设计用木材做原料的刹车了。他的办法是让刹车皮与轮子的里缘而不是外缘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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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期，当外国记者不被限制从重庆飞往中国共产党边区延安后，他们回来时常常做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国民党就辩解说，延安和重庆在天时、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太大了，在延安，干旱的沙漠气候让最贫穷的人也显得红光满面，而重庆的大雾则会使蒋委员长本人也看起来面有菜色，这种差别本来与政治无关，只是外国人太天真了，受了骗，从中得出了政治性的结论。我从未到过延安，但根据我的记忆，自从离开四川的乌烟瘴气，来到北方的阳光之下时，我就体会到，尽管同是国统区，但秦岭两侧的气候、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却非常大，可见国民党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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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岭分界线下山，阳光之中，任何事物看起来都很美好，好像路易回到北方也感到很高兴，他怡然自得地继续着他那尖锐、辛辣的解说。农舍好像比四川那边陈旧一些，但人的块头却较为高大，面色也较为健康。我们的卡车所过之处，人们都笑呵呵地招手示意。村中的道路都已为迎接旧历新年打扫干净了。在大站双石铺，还有些刚粉刷过的建筑物和新开张的繁忙店铺。屋顶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看来颇为亮丽。在一堵高墙后面有个合唱队，队员都是些青年。我后来得知，本村有个专为官员子弟兴办的私立学校，那些青年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时他们正在唱国民党的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们的发音不错，唱的时候满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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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一路上路易在我耳边叨念个没完的就是他的那个“工合”，好像那就是未来的极乐国度。可是，一到双石铺，我们就遇到了阴霾。路易和我原是打算在这儿住下来的，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把自己仅存的几百美元积蓄寄给了双石铺“工合”，要求他们给他盖间房子。他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家”，对于这个他经常路过的“工合”中心，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一间带壁炉的单间宿舍。一路上，他曾对我吹嘘说，他已是一家之主了，有一个有暖炉的家了。他的要求真是低极了，正如我这个以漂泊为生的人，只消有根手杖就行一样。可是到了双石铺后，我们在“工合”招待所待了两小时，在尴尬的笑声中，真相逐渐显露出来了：他的房屋尚未着手兴建，因为当地“工合”负责人断定，单间对外国朋友的尊严是非常不适当的，于是就用公款给他盖了一座有6个房间的宅子，后来又觉得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房，就把大部分房间分割成几份，由他们自己分掉了。再后来又得知，艾黎先生并不喜欢群居，于是就又计划重建住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行，况且艾黎的钱已经混在这6间房之内了，那就还得动用“工合”公款。看来路易此行是不会有暖炉房子了。可是，对他这么个乐天派来说，这点不便也不是什么事儿，双方笑了笑，我们爬上卡车告别，去翻越去往宝鸡的最后一道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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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县地处秦岭脚下，靠近河西走廊东端。河西走廊西起高原，东过黄河继续向前，与华北沿海大平原相接，乍看起来是战时中国最好的地方了。尽管陇海路正在向西部山区延伸，而且从沿海“无人区”抢运了大批铁轨、枕木，但宝鸡仍是国统区在北方内地的唯一一处铁路枢纽。机车在车场内调动的样子有些可笑，它们呼啸鸣笛，喷出缕缕蒸汽，这是出川旅客遇到的第一个扣人心弦的信号：他们已从孤立的四川走进了另一个具有正常工商业和战时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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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县地域狭长，旧城西端，位于结了冰的渭水和寸草不生的悬崖之间。旧城四周是古代的城墙，城内有若干破败的庙宇和衙门，还有上万个本地人住在里面，他们全都蓬头垢面。从火车站往东是新城，有现代马路，路旁有商店、住宅和工厂，是七八万难民的立足之所。主干路周围比重庆更加城市化，有碎石马路和铺了砖的人行道，路旁还有新栽的行道树和新盖的房子。这儿很少遭受轰炸，银行和大商店甚至还装有大块玻璃窗呢！我们的卡车在黄昏时刻开着大灯进城，光线耀眼。相形之下，县城的灯光就显得很微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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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宝鸡之所以值得羡慕，不仅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其实在这方面，它连某些美国小镇都比不上，更在于这个流亡者的城市是在武汉沦陷前后几个月的沉重压力下兴建起来的，这才是它真正值得骄傲的地方。1938年夏，它是从注定沦陷的临时首都武汉可直达的最西边的火车站。千万户人家、整个的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源源不断地搬迁过来。那年10月，汉口沦陷之际，旧宝鸡城墙和铁路附近的平原上人山人海，到处是牲畜、帐篷、茅屋，到处是装有商品、机器的箱子。当冬季寒风从陡峭的悬崖之间吹来之际，日本人在本年度的进攻行动有望接近尾声，于是，建设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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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以及和他交往的中外人士在汉口创建“工合”时，他们看出来宝鸡的地理位置会使它成为抗战重镇，就动用了第一笔基金来发展这个地区，这笔基金中有国民党政府拨给的500万元法币。在大规模内迁之前，他们从汉口派了一批“工合”指导员到宝鸡。他们还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进行磋商，在危急存亡的日子里，3人都给“工合”做了一些有利的安排。另外，新任宝鸡县长是一个年轻人，对“工合”持友好态度。于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迅速在宝鸡成立了，第二个月份就又建成了好几十个。当时，已有许多饥寒交迫的难民涌入了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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