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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的发展是这样的：孙会计自己就和CC系有联系，当时后者正向重庆“工合”总会渗透。孙会计的后台很硬，与此相比，贪污腐败和私藏军火当然算不了什么。在宝鸡监狱里，他对“工合”做了绘声绘色又愚蠢至极的检举，“他们唱了几小时的共产党歌曲”。他还神经质地提出要一架专机飞往重庆，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报告给蒋委员长。尽管这话只是做梦，可他在省会西安毕竟有重要人物相助，所以不久之后就被无罪开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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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跑去西安，在报上登了5天广告，说他“曾在宝鸡因故涉讼，蒙冤入狱，现已无罪释放，并将肩负秘密使命于日内前往重庆”。卢广绵下一次去西安时，孙曾企图雇用打手对付卢，最后是因卢随身带有保镖才未得手。孙最终搭乘一辆官方卡车去了重庆，行前还发出了种种威胁。几个月后，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孙的消息是，他曾在成都搞了一次静坐请愿，要求至少给他一架从成都至重庆的专机，言明自己有重要的反共情报上交。最终他拿到了一张普通航班的专座票。再往后，关于他的检举到底如何就没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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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卢广绵的一次胜利。但实际上，“工合”并没有对周围社会进行任何进步的改造；相反，倒是“工合”多少被社会拖向了腐化。由于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实验工厂”雇用了童工。卢主任也早就学会了国民党内一切以自保为准则的官场套路，在此事的解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1941年，他已被“仕途抱负”和“圆滑狡诈”侵蚀，在“工合”内部搞起了分化平衡的把戏，将西北办事处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之后，他又因“抱负”抛弃了“工合”，试图在国民党内部负责职位高又清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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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对“工合”走上歧途常喜欢做这样的解释：“我们创办工合的时间不对。官员素质太差，1000年后才有希望；人民生活太苦，1000年前便该实行。”我想，回过头来看，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的方法的要害：赞成改良，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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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进行任何现代化改良，都必须首先揭发国民党的弱点，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任何人只要对这个无法无天的政府不熟悉，就不会想到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工合”是私营企业的竞争对手，但我不认为国民党会因此而公开反对“工合”，不管他们说了哪些反共的大话，因为他们反对“工合”会引起美国的反感。而且，他们自己不是正在从私人企业家手上把重要工业拿过来搞国家垄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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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之所以心怀恐惧，疑虑重重，真正原因在于“工合”采取和制定了在美国本会赢得称赞的进步手段与目标，诸如改善劳动卫生条件、加强教育、增进社会服务等。还由于“工合”号召工人自己团结起来，组成民主合作，以争取实现个人福利，而不是等着父母官的恩赐。这种号召在政治上是爆炸性的。在国统区，任何种类的独立社团，一旦显示出优越性便会扩散，成为要求各种类型联合与团结的连锁反应。这恰恰足以把国民党精心营造的、藏污纳垢的大厦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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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由于“工合”建立了地区机构而对它进行打压，但国民党并不完全毁掉“工合”。1941年时，它的态度只是明显不赞成，但似乎还不愿把“工合”组织消灭掉，甚至没有将拨款掐掉。显然，这是因为害怕有碍国际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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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是通过重庆总会来控制“工合”的。总会完全是个官僚机构，一切领导职位均由官方委任。政府通过一再“改组”、调整委员会的办法便可以制造混乱。在我能持续了解“工合”情况的这一段时期，一年内至少发生过一次改组，于是，任何长远打算就都谈不到了。况且“工合”运动的整个管理层都已渗透了大批国民党中央的亲信和亲信的亲信，他们的目的是阻碍工业繁荣和社会团结。非国民党中央亲信的人要么在威逼下遭到排挤，要么被利益诱惑另谋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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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除非合作社获得成功，国民党并不会采取行动。宝鸡“工合”之所以遭到那么多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前两年它们发展得太快了。后来，它们明显不景气了，国民党的压力也就减小了。后来几年，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地方“工合”只要没做出什么真正说得上改革的成绩来，就不会引起官方警惕，有时甚至还能拿到点资助，接下来便又是套上金箍任其苟延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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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效的伎俩，因为在长期的逐渐萎缩中，“工合”的赞助人很难一下子断定前途无望。“工合”中最优秀的成员都是理想主义者，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参加进来。运动的停滞势头是逐渐显现的，这就使他们心存幻想，或许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他们的“工合”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他们留了下来，小心翼翼，尽量不开罪于国民党，而他们自己也被国民党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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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工合”的另一个制裁手段是在经济上压制。在预算上虽然还有给“工合”的资助，但数量的增长却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脚步。1941年，每月拨付的经营费不过8000美元，其中还有3000美元被重庆的官僚总部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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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重庆的银行也按通常商业贷款利息给“工合”地区机构和基层合作社放款，但是越来越难拿到款项。私营工商业者为了破坏“工合”，私下里与一直联系密切的银行家们串通一气。即便得到了贷款，“工合”也会碰到物价迅猛上涨的困难。这是任何投身制造业、不愿囤积居奇的团体所必然遇到的困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会把原料价格抬高，这让他们感到，只消把原料再卖出去就可以赚钱，制造产品不过是浪费精力和金钱罢了。同时，在购买原料、出售成品时，“工合”也与私营工商业一样，越来越听任官方垄断企业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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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其他所有办法都无法削弱“工合”，国民党就会掏出它最拿手的政治武器——戴上共产党的帽子。那些投机分子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强加于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例如，蒋委员长的侄子骑马外出，在西安附近视察“工合”时不慎落马伤了颈骨，有人竟会据此造谣，说这是“工合”与共产党的联合阴谋，还说马是共产党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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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分子借口反共，曾给一家印刷厂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合作社承印了某市政府的订单，负责人拒绝行贿，竟遭逮捕。于是，全体社员都跑去监狱门前整夜仰面大哭，像上坟一样。索贿官员被出了这样一番洋相后，只得把负责人放了。可是为了挽回面子，又逮捕了两名大哭的人，也说他们是共产党。“工合”每次遭受一次亲共的诬蔑，就在招工和申请贷款上增加了一层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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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宝鸡县县长是个进步分子，他在“工合”开创阶段曾对其大力支持。比起前述刁难“工合”的事情，国民党对他的态度更清楚地说明了它对一切改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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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县长曾被逐出宝鸡达一年之久。倘使他只是致力于表面的现代化，专事筑路造林，就会讨国民党喜欢，也能保住“乌纱帽”。可他却试图改变旧的税收、征兵、拉夫的办法。他禁止把征收农业税的权力包给商人，因为他们比普通税吏更加贪得无厌。他把手伸得太长了，当地的地主和顽固派都成了他的仇人。为了把他赶走，他们贿赂了本县远郊的一些农民，要他们种植鸦片，然后就向上级告发，说县长有意纵容。当他抗辩说这是诬告时，西安的上级就劝他转去陇海路做一份待遇更高、事务不繁的差事。取代他的就是“实验工厂”事件里那位戴黑帽子的县长。此公到任后连修路这些表面文章都不干了。我到宝鸡时，东门外大街上的建筑材料已堆积在那里一年多了，一直原封未动。政治犯却有增无减，有时“工合”的人也难幸免，这就可以说明县领导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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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对“工合”的后半句总结是：人民生活太苦，1000年前便该实行。这在目前可能更加切中时弊。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在走向革命的途中。尽管我还没听说哪个政府像国民党这样腐败，但其中许多国家同样对改革没做好准备，与中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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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工合”是一种可以在劳动人民中自行展开的运动，可实际上它却是一场必须自上而下加以教化的改革，特别是在肇始之际。出身于农民的工人，经过几十年贫困日子的折磨，养成了一种近乎迷信的胆怯和保守习性，你也可以称之为“愚昧”。他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即便对自己有利也不放心。“工合”指导员在农村工作往往遭遇敌意，因为农民们怀疑他们是政府派来的密探，搜集当地情况是为了加税。就算在农民中间搞起来“工合”后，他们的工作也会被充满无知恐惧以及沉重又黑暗的传统拖住。例如，厂房有时建好了，却开不了工，因为工人怕把本村的风水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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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手工业者中，“工合”组织同样会遇到重重困难。他们为了适应“丛林法则”，为了自保，固守着一套非常顽固、狡诈、自私的传统。在宝鸡，我遇见过几个典型事例。有个制鞋社，选了个较为年长的负责人。他开过作坊，比其他社员技术高超，他赶走了3名社员，把人数降低到“工合”规定的7人以下，对留下的几个孩子肆意虐待，拳打脚踢。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合作社，就变成了牟取私利的血汗作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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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中国腐朽了的过去沿袭下来的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一旦教育和工业发展起来，这些坏传统即使不毁灭，也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逐渐消失。真正需要的是那么一批人，他们能耐心地向人们解说，善于启发诱导，引人兴趣，巩固信心。由于“工合”付给的薪金微薄，这些男女必须透彻了解它的宗旨、动机和它在本国历史中的地位，才能安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必须熟悉西方现代思想，必须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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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用一代人的时间究竟能培养出多少进步的、西化的公民呢？我怀疑连一座小城市也不够用。尽管“工合”在日军侵华时期名声大振，但也只不过吸引了不足千名上述这样的人才。即便在战争最残酷血腥的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也只能找到100多名医生投身于薪酬微薄的爱国事业。这样的医生在国统区真是太需要了，而几乎所有留洋的中国医生都是自己开诊所药店，或留在沦陷区。再拿民盟来说，马歇尔将军曾承认它是中国的自由的第三党派，还曾延请民盟领袖在国共两党间斡旋调停。1946年是民盟声誉最高的一年，但它当时在全国最多不过有2万名党员，可能连1万名都不到。国民党内受过西方教育又能洁身自好的官员屈指可数，连10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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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统治阶级若想再度掌握全国政权，看来唯有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一条途径了；那么，我似乎也就不必忝费笔墨来描写他们的无能了。可是我还是决定写，一部分原因在于，这关系着未来美国的对华态度。本书付梓之际，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依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建议美国支持流亡台湾地区或潜伏大陆的前上层阶级。我确信，如此行为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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