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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个自鸣得意的同事，派了一辆公车接他赴宴。车不怎么样，不过同事得到了公车的使用权，便觉得脸上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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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他问道，好像车是他自己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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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了。”老人答道，“除了喇叭，什么地方都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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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还有一位刚从重庆来的国民党亲信，在国民党艰难草创的岁月里，此人从来不曾出头，1927年之后，倒是很识时务，对党国大献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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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道：“阁下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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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掌权时不敢，掌权以后又不屑。”这老头儿竟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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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结束时，一位国民党的省级高官出言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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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县里的二流子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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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多了，”老者答道，“他们都参加国民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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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双石铺，那老者神采奕奕，直至散席。他现在正要往南方去，估计是想安度晚年。尽管他的政声颇佳，但在那年月，凡曾在宦海浮沉的，谁能纤尘不染？老者恐怕也不能免俗，多少总接受过点贿赂。虽然不合法，但已为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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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算怎么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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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他以自讽的口气哀鸣道，“我老了，被罢官了，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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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眉头一皱，又补充说：“可手头多少还有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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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又讲了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所谓的“老谋深算”。有些人在西方大肆抨击这种习气，但他们谁也没提到过，在一种远非个人能力所能经受的压力下，在远非他能控制的环境中，那不过是自我保护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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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说，在他的邻县有位留洋归来的县长，非常有抱负，负责任。两个老式地主因故把官司打到他那里。一方当事人给他送了一对小猪，律师听说后吓得要命，他解释说，这是个新式的清官，谁给他行贿，他就判谁输官司。此案照常开庭审理，判决行贿者胜诉。律师感到非常诧异，因为他的当事人理亏，他心里是有数的，可这老地主却对他说，原委是这样的：“我当然把猪送去了，不过，我是以对方的名义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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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我的邻居老熊不再猜疑我这个外国人了，于是向我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就连那些他平常用坚忍和苦笑排解的惨淡过往也不再瞒我，但是一谈到当地的国民党及其作为，他就找个借口笑笑，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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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熊”，只是乡间常见的亲切称呼。其实，他做一家之长还是不太够年龄的。可是3年前他父亲“病死了”，而他哥哥却是个白痴。哥哥一犯病，老熊就得把他锁在仓库里。山区的精神病人常在家里闹腾，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锁起来。老熊的左眼珠小时候害过病，什么也看不见，除此之外，他身体简直壮得像头牛。中午，每当我们俩在大橡树下聊天时，他就把小女儿带出来，在阳光下玩。除了红头绳之外，她全身都光着。老熊很爱她，每当他将她抛起来，或让她的小脚丫踩在自己结实的肌肉上时，父女俩就纵情大笑。在荒凉的深山里，我听过的开心的声音很少，这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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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老熊家破破烂烂，可据老熊说，他家的境况还是比邻居的好。他得意地说，他们每月可吃一次肉，还有蔬菜、白薯、玉米、白面。他家有20亩地，其中10亩是山地，另外10亩在较肥沃的平地上。他家原有两所房子，几年前驻军占去了一所大的以后，就只剩这所小房子了。小房子是以前熊家从一户佃农手上买来的，那家人破产后全家逃荒去了，谁也不知他们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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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给多少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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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老熊觉得我这个想法可笑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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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4月，熊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去年收的麦子能否够吃直到新麦收获，同时不至于吃掉种子。他们每天都要忧心忡忡地检查逐渐空下去的粮柜。如果接不上茬，就得典当必不可少的农具——他们只有这点东西了——或向银行甚至高利贷者去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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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借贷很担心。所有农民都知道，从一点点借贷抵押开始，他们就被套上了不断举债度日的锁链。他们的邻居有许多就是这样逐渐倾家荡产、丧失土地的，最后沦为佃农或去给人打短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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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人背了债，就一辈子还不清了。”老熊像圣人般一再重复这种看法。他笑笑，好像这是他独创的俏皮话一样。其实这话在中国农村时常听说，简直都是家喻户晓了。的确，1941年时，熊家非常幸运。那年天气暖和，播种的日子提前了，于是他们还有足够的种子。他们节俭地吃着剩余的麦子和土豆，一直撑到种出新一茬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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