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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妇女针织合作社也来了。她们已经乱套了。拂晓时分对西宫的大轰炸吓得她们东躲西藏，比平常上班多跑了差不多3英里路，有些年长一点的想回洛阳，她们对跟随组织而不是全家一起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这样的行动顾虑重重。只有乐天的女孩子才对疏散表示出某种热心。她们觉得好玩、有意思。当指导员们对那些年长妇女们做工作、劝她们不要回家的时候，姑娘们却忙着考察着七里河的机械合作社，像行家里手似的提出了盈亏、供销、原材料等许多问题，这让机械工人们很高兴。他们在这批姑娘到的时候就洗过了脸，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最后，虽经一再劝说，到底还是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年长妇女回洛阳投奔丈夫去了。临行时，姑娘们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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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合作社来了。他们用牛车拉着印刷机和打字机，社员都是些12岁到16岁的男孩子，他们在各个合作组织中思想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工合”里早就知道“为抗日而建设”“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的口号了。如今情势危急，正好大显身手。就像“过家家”的小孩子似的，他们做好了早午餐，吃过饭重新套好车，西去不见了。临行，他们还吹嘘说，要是日本鬼子真来了，他们就去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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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车跑到七里河外的西段大路时已接近中午了，公路上满是令人窒息的灰尘。人群中，“工合”社员与其他撤退的人们不顾情面地争吵不已，造成了一些不愉快，倒也颇有家中口角的趣味。只要拥挤的车辆挤成一团，就会有人尖声叫骂，有时还会挥拳相向。这样的情景以前在中国是很少见的。现在买吃的要吵架，雇车也要吵架。餐馆老板在西逃之前会把价钱提得比平时高出四五倍。大车把式的、拉排子车的、洋车夫的报价是根据货物价值来的，行市也在稳步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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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早在平民疏散的几天前就开始疏散了，可是他们在制造混乱方面依然不落人后。几乎所有的汽车和半数以上的大车都装着文武官员的家眷、家私和公文。政府看起来也是那手忙脚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情势的主要推手。他们的大车是强行雇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不给钱的。而且，他们还派荷枪实弹的士兵紧紧监视着赶车人，好像人家是囚犯或壮丁。路旁打架的原因主要是官员要为自己征用更多、更好的车辆，或用权势、枪支的威力廉价强买车辆。少数特权阶级独占一切，排除异己的风气发展得如此迅速，其恶果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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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机关的大官们在疏散途中表现得最为放肆可恶。他们有权有势，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别人搬。一切家庭用具，从帽架、吊床到油瓶，什么都有，甚至还有破家具、散木板、碎草垫子之类的东西，简直是一个从地窖里搜罗出来的破烂集市。至于坐在大车上的人，那真是形形色色、混杂不堪。有大官们的卫队、仆从、家属、女眷和佣人，然后又是这些家属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等等。总之，所有这些非法乘客之所以能混上车，都因为是有“关系”或者是行了贿的。这支队伍正是当时国民党的象征，比双石铺卡车上的“黄鱼”还要更恰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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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中级官员也过来了。他们只带着自己一家人，行李不多，几名仆人，各乘一辆大车。后面是依附于特权者的小职员、文书、会计。他们颠簸西行，满面愁容，因为他们得把所有装不进箱子的东西都丢掉。有些做丈夫的还不得不把家眷抛下，独自漂泊异乡。公路两侧，有些人在蹒跚前进，他们是失业的原机关小职员。前途不可预料，于是许多部门就把不太用得着的人辞退了。他们原本就是人浮于事，现在逃难时用的是自家积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到西部山区后能官复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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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处，走路的念叨坐大车的，只有1辆大车的抱怨有6辆的，大车要多少有多少的诅咒着乘火车逃往西安的。可以想见，乘火车的又会对那些出门就乘飞机的嫡系亲信们大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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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星期，人们每每记起日寇进犯中条山后的疏散活动，仍觉愤慨不已。在这次仓皇逃跑中，国民党政府带来的混乱似乎不亚于日本人。当然，任何社会，只要突然发现军事威胁近在眼前，总会出现社会崩溃的迹象。但在洛阳，政府的行径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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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发生的最初几天，国民党一直利用媒体机器，在普通洛阳市民中营造安全的假象。关于中条山上发生的情况，当地报纸只发中央社的消息，那都是些片断而又乐观的零星报道。那些天，洛阳报纸登载了纳粹进攻克里特岛的情况，内容比近在咫尺的日军进犯要详尽得多。社论号召人们不要议论当地战局，以免引发不安。可就是在这时候，政府官员却已在征用大车，准备逃之夭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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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到达黄河之后，报纸刊载了一些注意伞兵的官方通报。民间人士议论说，这只是因为德国伞兵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这方面内容写进给重庆的报告里比较好看。没有人告诉平民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基本形势如何；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什么时候要疏散，往哪儿去，该怎么走。零散撤走的人不久就从西边转回洛阳来了。他们说山城洛宁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受不了。提早去的政府官员已经占据了所有的好地方，囤积了食品，把物价哄抬了上去，只有最有钱的人才能买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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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不安全迹象萌发时，国民党就放弃了职守。5月16日的大轰炸中，机关纷纷逃窜。自那时起，这个受威胁的地区就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在这种状态中，带头无所不为的却正是政府官员，连警察也和政府官员一样匆忙逃走了。这当然会使群龙无首的人民更加惊慌失措。由于洛阳市立即遭到了轰炸，整个伊洛谷地已是一派凄惨景象。如果大家得知日军已渡过黄河，就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惨状的扩大了。剩下的一点点正常生活也会被吞没在东逃西窜、磕头碰脑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国民党一旦狼狈溃逃，被遗弃的惊恐民众中间总会发生种种彼此冲撞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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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那天，国民党本身的疏散尚未完成，公路两侧布满岗哨。白天，只能看到那危险景象的少许一点。尽管如此，东逃西窜的局面却已经形成。人群移动的主流是向西的。可是就在大批人东一头西一头地胡乱奔跑时，却有一部分人正从山里往回走，他们想找个隐蔽的村落，期待能在日寇进占之后安居。暴力事件开始出现。就在离开七里河几英里之遥，我就见过一具死尸，他是被人割断咽喉而死的。路旁茶馆的闲聊中则充斥着大崩溃的各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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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找军车搭‘黄鱼’了，昨天有辆军车，走的时候四处招揽生意，装满‘黄鱼’，可开出城去没多久，就把人都赶下车，把行李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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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饭馆的要涨份，可得特别小心，路那边有个饭馆，人坐满了，都要了菜，还没给钱。这时候，老板要涨价一倍。结果，他挨了顿揍，杯盘碗碟都给砸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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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车把式，有个买卖人雇他的车载东西去芦氏。当他路过一个政府车队时被大兵拦住了。车队中有辆车坏了，大兵就把买卖人的行李丢到沟里，把车征用了。其实买卖人都把车钱付了。当晚，车把式就用车钱里的一部分贿赂了看他的老总，让他赶车逃走了。车上还有些当官的行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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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洛阳可得留心别住小村子。两天前，几个带枪的人，可能是逃兵，也可能是农民，抢了个小村子；村子里面住满了难民，每个人都被抢光了。那几个带枪的人还杀死了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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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3年，即1944年春，洛阳当真落入日军之手时，有个曾当场目睹一切的朋友告诉我，社会解体的确发展到了无政府的程度。沿着西部公路，难民之间彼此残杀抢掠，竞相逃命。山上有土匪、逃兵、农民，都是已挨了两年饿的人，只要看见路上有可欺的难民走过，他们就成群结队地下来抢劫一番。日本投降后，内战又爆发了。1948年春，洛阳是中国共产党夺取的第一座内地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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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41年5月的洛阳之所以没有陷入彻底混乱，头一个原因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其次，国民党军在中条山被击溃了，可黄河渡口也都失陷了。他们形同瓮中之鳖，无法南逃，无法沿途散布混乱与恐怖，就像他们在别处吃败仗时那样。第三个原因是农民的镇定。那也许是出于无知，也许是通情达理，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务实的农民正忙着日常耕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阻遏了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可那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总是承诺给人民办好事的政府呢？当人民以行动表示，他们有资格让政府为他们做点好事的时候，这些父母官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带头制造混乱，而且无法无天。为民父母者本是靠着最卑贱的子民——农民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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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老杜和我一起来到山脚下，访问了几个村子，有几个“工合”厂子想暂时撤往那里。我们感到，当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强征大车。此事是通过保甲施行的。征车多少，各地不同。每保平均要出车30辆，也就是说，每100户左右出车30辆。可是贫农家里没有车。有的两三家共有一辆车，所以30辆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的一半运输工具都被征走了。给的车费也多少不等，倒霉的连一个钱也见不着，最幸运的也只能得10元法币一天（合50美分），供两个人两头牛之用，根本不够。他们用牛车西行芦氏要走一个多星期，但回程却不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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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村庄都建立了分担摊派的制度，不出车的农户就要担负政府疏散的派款。可是每家每户都在发愁，那么多大车和壮劳力都被征走了，眼看庄稼就要成熟，怎么往家里收呢？老人和小孩都被迫下地干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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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在受到侵略影响的村子，人们对日军的行动也了解很少。有些农民还不知道日军已到了黄河，不知道他们听见的到底是炮的响声，还是炸弹的声音。如果我们向他们多问一点儿战争的情况，他们就会发出人畜无害的友好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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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儿，城里人才懂。”他们会这样告诉你，然后就有礼貌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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